“一国两制”是人类史无前例的社会制度试验，也为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的主权领土问题，提供了崭新思路。香港时事评论员洪清田，“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以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负责人陈彦做客《震海听风录》，探讨如何应对“一国两制”实施过程中，人类两大社会制度的摩擦和冲突，以及如何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维之间的平衡和融合。

邱震海：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纪念日最近已经越来越近，今天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为您解读一下香港“一国两制”的这个人类史无前例的社会体制试验对香港、对中国大陆，以及对世界的启示意义。

香港“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国两制”50年不变，如今1/5的时间过去了，未来40年的路到底怎么走？我们从审视过去十年走过的道路中应该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开始香港主权问题谈判。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治开放程度，都和香港存在很大的差距。有评论指，作为“一国两制”设计师的邓小平，突破意识形态局限，放弃原有的政治底线，显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1997年7月1日，回归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不仅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不变，而且成为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内地和资本主义世界沟通的桥梁，以及中国吸收国际先进文明成果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传承了几千年东方智慧的中国，嫁接西方理念之后，在21世纪重新崛起的契机和起点。

怎样理解香港“一国两制”？

邱震海：“一国两制”在过去十年，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不可否认也有许多风风雨雨。我想我们把细节摆在一边，而是拿出“一国两制”理论内涵上一些真正的东西。我首先想请教三位的是，就三位的理解，“一国两制”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含义？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在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洪清田先生。洪先生，您怎么理解香港“一国两制”？

洪清田：我们谈两制之间必定需要每一个制度都成为一个体系，成为一个实体，然后才能够互动。我们谈互动，互动必须一定要有个体制跟实体，如果没有成为一个实体的话，就谈不上互动，因为互动一定有自主性、自由行、实体性的系统。

邱震海：志刚兄，“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总裁，今天听听您对“一国两制”的高见。

张志刚：首先我们要了解“一国两制”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构想。这个构想怎么落实到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上，这个系统上？是从“一国两制”这个构想发展出来，北京政府对整个问题的一套基本的政策方针，这一套政策方针再发展出来一套基本法，我们现在那个实体就是在基本法里面。所以我们讲“一国两制”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大方向的构想，这个构想就是我们在整个中国文化上面，我们是从来都重视这个统一，统一是我们在中国历史的文化的常态，是一个正常的态度，也是我们要求、追求的一个理想的政治状态。我们从来对分裂，独立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都是不赞成的。所以我们怎么去针对这个历史上的一些现实，用一个比较务实的情况，把统一标准降低到最低的要求，就是用“一国两制”来实现的。

统一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统一在其他的国家，可能没有我们这里包袱这么沉重，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中国来讲，这就是我们文化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邱震海：好，你讲到中国文化。那么现在我们来听听同样也是经过中国文化浓厚浸透的，但是现在长期在欧洲生活的这个法国的政治学者陈彦先生，陈彦兄，从这个历史的或者从国际的角度，你怎么理解“一国两制”？

陈彦：我是这样想，就是说“一国两制”这个“一国”，我想应该是架构，就是说它是一个大的框架，那么“两制”应该是这个框架之下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它的架构之下，才有“两制”。那么现在的问题，我是觉得，可能在这讲“两制”的时候，要特别需要理解的是，就是说“两制”，这个“两制”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说香港的制度和中国的制度都些什么不同，他们的不同在哪里？是不是能够在一国的构架之下能够相结合，或者能够相共存，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香港的制度，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大陆的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制度这样两个层面来理解的话，实际上可能会有一个偏向，就是一说到资本主义，我们想到是自由经济，而一想到社会主义，我们可能想到的是计划经济。但是从经济上来理解“一国两制”显然是不够的。我觉得从香港的角度来看，香港不仅仅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香港还有自由的传媒，新闻自由，还有法制社会等。这个两制是在一个过渡中的“两制”，“两制”不光是有共存和竞争，还有一个互补的问题。

邱震海：您的意思是说，其实在香港目前的演化当中，中国的本身在演化一个大的背景，而香港的演化，香港的主权回归以及过去十年“两制”的一种互相交融和磨合，恰恰是天衣无缝的融合到中国整个演化的进程当中去。

那么我想再把话题切回到刚才志刚兄和洪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文化，我知道洪先生对中国的文化长期非常有研究，您发表的很多宏论都是上下五千年。我很想听一听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怎么来理解目前香港的“一国两制”？

洪清田：香港的实体在基本法框架下面是统一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统一从来在香港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就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所以整个香港问题不是一个统一问题。香港的问题，我认为100多年来就是一个中国人寻找现代化过程的问题，这牵涉到上下五千年。在中国人里面，我经常觉得，中国只有中国人没有人这个概念。不像现代社会里面，从一个人开始，然后界定你是什么国家，什么文化，什么民族的人，就是人是一个普世的、人权的、共通的概念，中国基本上没有。

张志刚：我补充两点。第一陈先生刚才是讲“两制”，我要补充一点，就是“两制”在这里不是两个在西方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香港的资本主义，是从香港过去150年发展出来整个制度，我们不能把1982年还是1984年把这切断，还是1997年切断。我们所谓“两制”，香港哪一制，是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发展，保留过去一直发展的程序。我们讲的香港的资本主义，是香港过去经验的资本主义。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另外，我也同意洪先生讲，统一在香港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从来香港没有搞过什么独立的运动，也没有人提出过我们要独立出来。但是我讲这个统一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一国两制”？这就是要追寻统一一个最低的成本。

邱震海：洪先生讲到一点，我非常感兴趣。他说香港是中国整个的现代化的一个先行者吧，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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