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刚刚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总理当时表示：如果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

曾荫权：当时已经很严重了，自己也觉得很严重，我们觉得是时候应该要回应了。可以回应的方案就两个：一个是坐以待毙，由人欺负。那恒升指数可能就跌到3000点，4000点，利息会升到三四十厘，到那时整个生意都做不到了，经济就会塌下来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拿本钱用不寻常的方法去对抗，两者只能有一个选择。

1998年8月14日，香港政府正式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香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奉若神明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由此“破戒”，给投机者造成了始料不及的沉重打击。

8月28日，这一天被称为是“香港有股市以来最长的一天”，也是这场涤荡亚洲的金融风暴的决战之日，亚洲国际投机资金几乎是倾巢出动，而港府则照单全收死守股市。最终迫使国际金融炒家不得不从香港全线败退而去。

吴小莉：不过有个说法，在那时侯您动用了港人的资金去入市之后呢，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会流泪，真的是这样吗？

曾荫权：我们在衡量有什么方案可以处理，最后结果是我们做了入市的决定，因为有这样大的压力对我们也有好处，对我们做预算的安排特别是怎么能够走出来，将来的股票怎么能买回来，怎么能够借此机会加强我们本身金融界的基建，特别是正行的基建，当时暴露出来的弱点你怎么能够改善，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当然整个过程是很苦的，我想流泪已经是小意思了，最重要就是能不能得到香港人民的支持，还要继续一往直前地做回我们应该做的事。

吴小莉：时至今日回过头去看，您觉得香港在97，98年是怎样凭着什么走出了金融风暴？

曾荫权：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香港人本身的毅力。我只是在某个时刻做出需要我做的某种决定，但所利用的资源全部是香港人民已经有了的。那时我们的储备，对于应付这些冲击的技术和我们市场的结构都是我们有效回应最好的基础。还有当时得到香港全体市民的支持和国家很无私的支持这件事。我觉得成功的因素是因为我们一心一德，全民一心去处理这件事情。

当很多经济体面对亚洲金融风暴轰然倒下的时候，年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却顶住了索罗斯这只“金融大鳄”的尖牙利齿，保住了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在此之后，香港市场逐渐地恢复了元气，1999年恒生指数重回10000点以上，香港政府也因此赚得了数十亿美元。

然而对于港府放弃“零干预政策”，动用外汇储备干预股市与期市的做法，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它损害了香港自由经济体的国际形象。但是也有支持者认为，被投机资本操纵的经济谈不上是自由经济，港府入市正是为了打破这种操纵。今年年初，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将“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桂冠，连续第12年戴到了香港的头上，这个结果，或许可以作为经济学家们关于那场争论的最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