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 3月10日，香港的无线和亚视两家电视台同时播报了这样一条消息：在过去数日内，威尔斯亲王医院的7名医生、4名护士相继出现了发烧、以及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然而谁都没有料到的是，在此后的短短一周之内，香港就有超过一百人感染了这种后来被命名为SARS的病毒。3月18日，香港出现了第一例本地感染及死亡的病例。

吴小莉：那段时间，是所有香港人经历过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是也显现出了香港人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为大家长，那时候您的心情是怎么渡过的？

董建华：这个是我做特首过程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每天一个报告，多少人又感染了，多少人又死亡了，自己总是觉得这工作做得不好，因为我是家长，所以责任是最大的，我经常说对这个事情我很难过，总是觉得我自己是负上最大的责任，到今天我还会想起这种事情，觉得非常难过。

吴小莉：您那时候是不是也常常有时候会夜不成眠。

董建华：有，那个时候有。

SARS的袭击无疑让经受了金融风暴和地产泡沬破灭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而在经历了回归以来的这些波折与徘徊之后，董建华和香港政府也一直在思索和总结着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定位。

我们经过一个长的通缩的时间，那怎么样的能够走出来呢？怎么样的能够经济恢复呢？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内地的经济在起飞，发展的非常快，所以我们一定要将香港经济的发展重新定位，就是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将香港以一个金融中心，我们国家的大都市，同国际的都会，在香港的大都会，怎么样地去为国家的快速发展用我们的服务业来支持，来贡献给国家，发展国家的经济，在这个同时，当然香港也可以收汇，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新的定位。

2003年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香港从Sars疫区的名单中正式除名。在仅仅一个多月后的7月28日，香港就向内地居民分批次地开放了“自由行”的旅程。

一年中，内地赴香港“自由行”的游客达到了200万人，为香港带来100多亿港币收入。而在2004年香港共接待的2180万游客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内地。

2004年1月，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正式实施。在很多经济界专家看来，这项协议的实施意味着内地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向香港敞开更为广阔的市场。

吴小莉：您刚提到这是一连串的过程，其实背后是很深层次的思考，就是香港回归之后跟内地怎么样的一个融合，你说03年内地决定要开放自由行，你是那时候提出了要进一步融合的理念跟构想，而且2004年的（CPER）正式事实，是因为2001年曾经提出的这种类自由贸易区的概念，那时候您向中央提出的时候中央的反应是什么？这个（CPER）从幕后走向目前的经历又走过了什么？

董建华：其实中央对我们香港真是很支持的，我提出CPER（最紧密经济关系）这个安排之后，中央看到是对的，要走这个方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正在和美国、欧盟谈进入WTO的条件，谈判过程也非常复杂。

吴小莉：也很艰难。

董建华：非常艰难，所以不能够因为我们这个安排影响到谈判的过程，所以就等这个谈判完了，我们再开始谈。2002年的12月份，完成我国加入WTO签字，在2003年3月份，我到北京去的时候，都已经确定了，说可以做了，我记得是2003年的6月29号，30号总理在香港签字的。

因为CEPA的实施，在2004年一年中以零关税进入内地的香港产品总值约达11亿港元，有600多家香港企业获准进入了内地的服务市场。

而在经济方面走向复苏的同时，董建华在第二届特首任期内所大力推行的另一项改革：高官问责制，也逐渐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行政效力。在它的作用下，制约港府施政能力的旧有公务员用人机制将彻底改变。

吴小莉：其实您为香港留下了很多的建制，非常重要的建制，比如说“高官问责制”，那时候建立“高官问责制”是不是也希望建立一个长治久安问责的一个制度？

董建华：对，有这样的考虑，香港回归了，香港的市民对政府的要求，对政府的期望高了很多，我们一定要高官负上政治的责任，让他更好地去发挥他应做的工作，因为任何新的变化，大家都会觉得不习惯，至少有些人觉得不习惯，但是任何大的改变，都需要时间去做好，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好的，现在还一直在完善当中，这种制度改变，假如在三五年里边可以完善很好的话，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