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给一代人的成长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类型

曹景行：高考还涉及到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我们今天正好是高考三十年，我三十年前读大学的，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实际上研究现在教育体制改革，是不是可能回到三十年前，就是77、78，包括79届。当时有很特殊的现象，我们这些同学当中有很大的差距，有些是读完整个高中，还有一些连小学都没有读，但是他能够直接进大学，然后再读ABC，没问题，也能跟上，有的还直接读研究生，所以当时学生的状况是很复杂的，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包容的，都可以读，只要你在大致的年龄范围里面的，结果大家都觉得77、78届还是出了不少人才。

回过头来看，教育并不是一个模式，小学的人能够读研究生，这在现在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一个是历史的原因。我们的高考体制实际上是有反思的，那时毛泽东已经感觉到我们借用苏联的东西有弊病，对教育体制做了许多革命。你是专家，你觉得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价值？

杨东平：我觉得景行先生提出这个问题非常有现实性。因为文革期间的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社会实践。尽管那时候是一个社会悲剧，但是它对一代人的成长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类型，我们通常的说法是耽误了一代，但是事实上客观地说，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和五十年代的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出现了非常多的优秀人才，也就是从宏观的社会发展来看，并没有说真正的中断，相反这段时间的教育造就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人才。

也就是说教育不仅仅是课本，不仅仅是考试，所以那段时间被很多当事人称之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它是一个没有权威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索的阶段，所以它造就了很多优秀的人才。这个经历是特别值得认知的。

曹景行：至少教育不是单一的一种模式。

汤敏：未来的世界变化非常快。最近在国际上流行了一个"你知道吗"，这里谈到，你在学校两年内学的东西到第三年大部分已经过时了，你知道吗？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不是学知识，我们是创造文明。目前除了高考之外，包括我们现在大学整个培养的方式、教授的知识都还是相当陈旧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力改进的。

曹景行：这是资源的浪费。

杨东平：极大的浪费。

曹景行：但是这个浪费我觉得从小学中学就开始。

杨东平：从现在的事实来看，中小学已经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不教新课程了，就只教用于备考的。理论上说，十二年的课程，十年就差不多了够了。

曹景行：毛泽东说学制要有所改。

"教育改革应该是一个常态"

杨东平：我觉得教育改革应该是一个常态，而且实际上世界上各国教育的竞争已经变成教育改革的竞争了，现在应该有一种紧迫感，谁比较主动就可能在未来的人才培养中占优势，可惜我们这些年一成不变，就认为回到五十年代是最好的选择，我觉得思维模式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在五十年代，当时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九年一贯，十年一贯，或者十二年，类型非常多，非常丰富。

汤敏：这个我觉得核心还是机制、体制的问题。市场是千变万化的，是非常百花齐放的，教育是为市场服务的，当然也应该是百花齐放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开放，尝试多种模式、多元化的教育，这样就会闯出一条新路来。中国的经济已经在全世界在闯一条新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么短期内能够从一个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且这么快速的增长。中国很多的产业，现在逐渐地走上顶尖的地位。如果我们的教育不加以改进的话，以后我们的势头就不够。

曹景行：能不能把一个缩短的中小学的学制和一个比较包容开放的大学研究生的机制相结合起来？

杨东平：这是一种方式。另外，我们可以下放很多的大学的课程，不在于学制本身，在于他学什么？比如说，很多的国外大学已经淘汰了很多很烦琐的东西，把大量在大学的微积分全放在中学里教了，这样学生就可以很快的吸收更新的知识。知识在爆炸，如果我们老是按部就班去学，等你学到大学毕业，可能刚学到一点皮毛，真正新的东西还没有接触到。

曹景行：如果再这样下去，杨教授和汤博士对中国的教育体系乐观吗？

杨东平：我认为正处在一个大变的前期，我们也希望促成这场变革尽快到来。

曹景行：汤博士，您呢？

汤敏：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乐观就在于现在市场有巨大的需求，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它可能会落后于生产力发展一段时间，但是它不可能长期的落后，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会拖着教育往上走，教育已经落后一段时间了，现在是要改，如果教育不改，自然会有人去改，自然会有人去做，市场力量我觉得是非常强大的。我相信未来的五年到十年，中国的教育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曹景行：我想教育部门的主管、决策部门应该借助市场这种力量的管道，去变革教育，而不是成为一堵墙，把它挡住，这是我的期待。

汤敏：在目前来说，最重要是允许试点，因为谁也看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如果允许试点，只要开这一个口，我们就可以百花齐放。

曹景行：今天的时间只能讨论到这儿，谢谢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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