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绿巨人》在你创作中的位置？似乎大多数美国影评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部电影的共通性。

李安：《绿巨人》是我唯一在好莱坞做的一部真正像好莱坞的作品，但观众的批评比较多。《卧虎藏龙》之后，我希望继续延伸我的创作，把一些俗文化的东西，从艺术的角度切入。《绿巨人》其实是一个终极自由的作品。拍艺术片，你说创作自由，可是没有钱，就是不自由，《绿巨人》用了1.6亿美元去拍，玩具很大，很过瘾。《绿巨人》其实是我挑战好莱坞的一部作品，我对电影的那种叛逆性，对美国主导世界不安的感觉都通过它表现出来，我用恐怖片去做，很过瘾。只是在发行方面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次为什么要决定拍摄张爱玲的《色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创作因素是什么？

李安：我觉得是剧本，剧本是中国电影最弱的一环，所以很多导演都在等好剧本，很多演员都在等好角色。对我来讲，剧本第一是选材、不是故事，我觉得故事很好编，角色也很容易塑造。但我需要一个题材让我能带着一群人保持一年的兴奋、很兴奋，让我觉得我必须拍一部电影来寻找答案，享受过程。本身的元素要让我能关心人生的很大问题。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从女性的角度，一个女人去色诱汉奸，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电影是要吸引观众到一个黑盒子里来，要花钱花时间，必须要有新意才能让观众聚精会神地盯着大银幕，看两个钟头，这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对道德标准的突破对你来说足够兴奋么？在很多人看来，在电影导演里，你是少见特别自律的人，但你也能拍出《断背山》。

李安：道德对我不构成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勇气。到最后你有没有勇气触摸人性最幽微的地带？你怎样去触摸它。我的个性比较温和，我不会去做比较悲怆或者比较绝的事情，可是我的勇气和诚意让我可以去触摸这些题材。我不是很温柔的人，我觉得做人可以很温柔很中庸，做艺术不能手软。我喜欢像鹅的脖子一样，很圆润，但是底下折了三折，这样我觉得比较安心和对得起观众。这是我的个性。探索题材要大胆、要深，言别人不能言，掷地有声。

三联生活周刊：父亲形象为什么能一直成为你的创作主题，其实我觉得你的电影很多都在探讨男人和男人的关系。

李安：我最想做的，就是我所不了解的。父子关系就是这样。父亲对我来说代表着一种父权的传统，在台湾这样的多元化变化中慢慢失去权威。我是长子，压力比较大，我父亲就是我高中时的校长，老希望我教书。可是我就是不愿意教书，而是想拍电影，两个人耗了几十年，家门不幸，最终我还是拍了电影。一直到最近拍《断背山》前。我做电影做得心力憔悴，他还问我，想不想教书呢？我还是咬牙说，我不教。我爸爸就劝我不要沮丧，要带着沮丧往前冲。他这辈子只鼓励我这一次，所以我终究拍了《断背山》。

父亲对我的压力，我拍了三部电影之后才慢慢释放出来，第三部电影的时候我比较皮一点，给他安排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让他找到第二春，算是把父亲的形象送走了。拍《绿巨人》的时候，那种压力感又回来了，父子之间，非常强烈，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我是拍完这部片子后，才明白父亲对我的影响，不光是在文化教养上，甚至是在基因上。我觉得男性和男性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父子之间必须要用毁灭才能看到本质。《绿巨人》拍完后，我父亲过世了。所以在这部电影的结束，我把父亲的形象炸掉了。父子关系难道一定要用爆炸毁灭的方式来表达么？我自己也有很多深思。我觉得男性身上有动物生存很阳刚的一面。

三联生活周刊：也许你还愿意谈谈你蛰居纽约的6年。我很好奇，那6年间，你是不是真的那么耐得住性子？

李安：耐得住性子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心里像油煎一样。这是我在等待机会的6年。在美国，导演是一个领导者，从事的是一个创作的角色，除非你能提出新的想法，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而在销售我的Idea方面由于我性格很弱，就只好等了6年。在这段时间我也写过剧本，但是一次次地被退了回来，不过这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段时间我最大的成长是对编剧工作和市场运作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太太头半年很辛苦，甚至觉得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我父母对我也都放弃了。看到太太哭我也觉得自己很没出息，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特长的，怎么就落得秦琼卖马？当然也想过转行，但是除了拍电影我也没有其他长处，别的工作都做得不像样，就这样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生活着，不过也只有没有选择的人才能做导演，打死都要坚持做下去的人不需要鼓励。

这6年还有一个好处，我的家庭很稳固。我现在只要呆在家里就会买菜做饭，出门前会把烧好的东西放在冰箱里。我出来拍一年的片子家庭也不会散掉。其实我现在就是在拿银行里的利息，积蓄都是在这6年里存下来的。

(感谢上影集团任仲伦先生支持，部分问题根据李安在复旦大学所做讲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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