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小资？虚荣？

温儒敏：“张爱玲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今持续“高烧”不退，现在电影编导还那么热衷于改编张爱玲，主要还是因为有票房需求。从深一层次看，“张爱玲热”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当人们告别了所谓“宏大叙事”，回归日常与世俗生活，当拜金主义和物欲膨胀日益挤压着人性，张爱玲那种既热衷于世俗人生又对人生惘惘的威胁感到无助的体验，就颇能赢得一些读者的共鸣。不过，不应当忘记，张爱玲的艺术世界本来衍发于她那对社会人生的病态的体验，她是以病态的怀疑的目光发现并表现“时代沉落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

文坛有张爱玲自然色彩更加斑斓，而且张爱玲作品改编电影也无可厚非，但以读者反应理论来观察，像张爱玲这样带有病态的、“看破红尘”的作家居然能长时间赢得众多读者的迷醉，对我们的社会心理是否也要有所反思？

林奕华：张爱玲的剧本，是怎么演都会让观众有感觉的。这也是经常提到的张爱玲小说中具有小资情调的问题。

小资也是很时髦的东西。

小资是对情感、对生活都有一种自己的执着，都有个人的一种个人主义性的东西。这随着每个人的消费能力而有所增强，从而凸显个人。对有些人来讲，思想不够高层次，但其实也是一种敢于表达对生活的诉求，或者争取自己在感情上的自足。这种东西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容易就被找到，可以借题发挥的空间。张爱玲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她的批判自觉性非常高，不是光一个“小资”就可以归纳，可以拿来形容她的。

我常常说虚荣的部分，你看张爱玲的作品包括她的人生，她从来不讳言自己是个虚荣的人，也非常爱物质，官能上面的享受。我今天还在猜，虚荣是不是憎恨自己的补偿。虚荣是你要将自己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美好的一面被放大，有优越感，产生愉悦的感觉。首先它反映的是自己的不足。

陈山：张爱玲的小说非常现代。她的根非常深。既很现代又有传统。她找到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衔接点。这是中国走向市场值得研究的个案。她的文化路子走对了，是具有适合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路子，具有未来性。

张爱玲文化修养很高，却能将通俗小说结合得非常好。

她找到了一个点。这对我们现在还是具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常常在说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分歧。其实我们不是要找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区分，而是结合点。

海外的“隔”与内地的“隔”

新京报：有人曾说“张爱玲在香港象征纯文学，在台湾成为经典偶像，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以至在内地成为流行文化符号”的，该做怎样的理解？

温儒敏：海外的研究比较看重张爱玲对人性的剖析，这的确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

不过，在中国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当中为何会出现张爱玲这种精神现象？汉学家是注意不够的。有些汉学家谈论张爱玲显得有点“隔”。她的《秧歌》写到土改的时候，完全就是凭空想象。

林奕华：有很多人认为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认识张爱玲的创作。但是张爱玲的创作并不是跟着一个主义走的，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然后把他们进行想象。通过描写，让我们分享到她怎么看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虽然跟她隔了那么多的时代，但还是觉得很亲密。

温儒敏：至于“张爱玲经过大众传播扩大到公共空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说法，我曾经有一篇文章讨论过，其中也谈到应当注意张爱玲的缺陷。大致过程是这样，在80年代，先是文学史家“发掘”出张爱玲，给张爱玲重新定位并将其经典化。接下来，专家的意见被影视传媒吸收转化，张爱玲为广大读者观众了解。

再进一步，文化商业通过商业机制选择并包装了张爱玲，张爱玲成为90年代最显目而成功的文化商品和符号。但需要注意，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张爱玲是一个根据商业原则被过滤了的张爱玲，其结果就是所谓的“张爱玲热”。

对张爱玲持续“高烧”应当泼点冷水了。张爱玲在新文学里是很复杂的，她自有一套文化批判的眼光，其对人性批评的力度，是她创作最重要的价值。而经过商业化过滤包装的张爱玲，则更多地表现了其世俗化、欲望化、商业化的一面，迎合了世俗的小市民的某些消极颓唐的心理。

陈山：内地尽管80年代以后出现了张爱玲热，但内地有很长时间的隔阂。经过几十年的空白这隔阂不光来自文化精英部分，包括第五代导演，对张爱玲没有感情上的联系，民众也是如此，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张爱玲喜欢得不得了。张爱玲对中国的影响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知识阶层中，从民间来说影响并不是太大。一批第五代导演拍的老上海，以我老上海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并不像。（李健亚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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