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这些人的进入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这个地方本身很脆弱，不管植被还是水气、水温都是很脆弱的，人为的活动都会带来影响。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控制，人群越来越多进入，因为除了正常的放牧，它还是有很多其它的，比如藏民非法偷猎行为也是利益驱使的。再就是里面有很多矿产资源。沿途一系列有价值的资源，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这些人一进去，把这些东西视为可以得利的手段，就可以带更多人进去。而这个地方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活动，退化程度就会更快。这三源都是这样。
记者：无人区里的人，他们的生活什么样？
杨勇：他们生活还是属于游牧状态，因为地广人稀，所以说这么大的地域里，放牧的空间是很大的。再就是说因为每家每户放牧挣的钱还是很多的，每家都几十万，他们可以换汽车、可以换摩托车，换比较丰富的食物，生存还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那跟我们概念中不一样，我们想象中牧民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贫困的。
杨勇：并不贫困，基本上每家都有车，而且是几辆车都有，小车、卡车、摩托车都有，还是挺多的，管理比较松。
记者：我了解到，在江源地区有很多牧民生活属于一般，除了游牧放牧之外，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挖虫草。
杨勇：从藏民来讲，一个是教，是藏族的佛教，在这个生态里面，藏民长期适应这种高压环境，有一种他们长期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惯。现在看来主要还是利益驱动。利益驱动使他们对当地的各种资源的采集的强度逐渐加大。
一个是外来者的进入，比如外来者去收购了虫草、矿石或者其它药材资源，牲口的皮毛资源，包括动物生活肉类，逐步和市场接轨以后，利益的驱动是非常大的。以前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还是比较平和的，生态系统也没有遭到过度的破坏，但是现在市场经济、货物交换也比较频繁，利益的驱动影响越来越大，这两年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明显。
记者：二十年前到哪儿和现在这两年再去看，发生了什么变化？
杨勇：一个是生活方式变化很大。二十年前进去主要是交通工具不发达，活动范畴也不太长，但是现在全改变了。到处都是摩托车，家家户户都有卡车，大部分家里有小吉普车。交通工具的改善，使他们的活动范畴扩大了。在这个基础上，市场上的物质交换也更加频繁。还有就是外来技术去影响他们进行货币交换的、直接可以得到的，这对他们生活方式改善，因为他们的采集活动，他们的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都更深刻，并且他们的活动领域也越来越明确化。比如说“我的领域在哪儿”，经常会发生一些群殴事件，在藏区比较多，政府出面。有些是轮流，这一个月是这个村在采，到时候走，另外一个村来，好几个县都是这样的。县政府来协调，来沟通，不同的采集时间，不同工作。下一步最大的影响可能是一些开发建设活动。比如说矿产的采集。
挖虫草发生的冲突，九十年代长期有。亲眼看到四川两个部落之间，拿着刀、拿着棒、骑着马，一群一群的对峙、斗殴、两兵干仗，武警制止，平息。在两地交界的地方这种情况比较多。所以到了采虫草的季节，现在虫草的利润又很高，一些商人们就进去了，带着钱就去了，去招很多人，可能会找到草原上的人，就在山地和草原共同区域采虫草，这样就会有很多纠纷、摩擦，现在政府在协调。牧区到农区的过渡地段，最容易产生纠纷。
淘金也有，前几年很厉害。从2004年政府禁止一些采金活动。
记者：怎么采金？
杨勇：沙金，在河床上把沙翻起来，在沙上慢慢淘洗，在淘洗过程中循环提炼金，污染很大，一是对水的污染，第二对河床的破坏。
记者：主要是当地的人？
杨勇：现在主要是外地人。以前主要以湖南人为主，湖南人采沙金是比较传统的。
记者：你去过很多次江源，你觉得现在我们对江源地区最有价值关注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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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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