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轮要航海，面临着极大的危险：第一，船上没有航海罗盘，甚至连海图也没有一张，极易在海上迷失方向；第二，江轮船帮低且开口处多，在风大浪高的海上航行，极易被海水灌进舱内而沉没；第三，何志全、海礼士虽是长江上经验丰富的船长，但却缺乏航海经验。然而为了脱离“虎口”，再困难也得干。于是船员们立即动手封堵船帮开口、甲板舱口并加固轮船，然后雇了两名渔船“老大”担任领航，启锚离开定海，紧贴海岸线往南驶去。两轮先到福州，然后冒险驶过风浪很大的台湾海峡，安抵基隆，受到民生公司基隆分公司经理韩时俊的迎接。

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台湾海峡及附近海面封锁得更紧，没有签证，任何船只都不准离开台湾。遵照卢作孚电示，王化行和韩时俊仍以“民本”、“民俗”是江轮，无法在海上服役为由，向国民党当局反复交涉，请予放行。经过极大努力，在联勤总部高级顾问陈地球的帮助下，在基隆船厂修理后的“民本”、“民俗”两轮，最终拿到了离台签证，于1949年9月平安航抵香港。

1949年10月初，王化行奉卢总之命由台湾重返定海，去营救“渠江”、“怒江”、“龙江”三艘轮船。但这一次就办不通了。因为这时新中国已经诞生，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封锁，加之这三轮乃是民生公司购买美军退役小型登陆艇改建的，国民党当局认为可作军用，坚持不放，他们还扬言要把一再前去交涉的王化行扣押起来。无奈，王化行只得返回台湾发电请示卢总。卢作孚立即拟了一份给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和高级顾问陈地球的电文，称这三艘船太小，不适于航海，仍请他们帮助放行。最后，何世谊采纳了陈地球的建议，由联勤总部另派一艘大型登陆艇赴定海，将“渠江”、“怒江”、“龙江”三轮换回台湾。三轮在横渡台湾海峡途中遭遇飓风，“龙江”号被刮上大树岛触礁搁浅，只得救出船员，将船放弃。

“渠江”、“怒江”二轮抵台后，王化行坚持二轮非要大修后才可供军用，二轮遂进入基隆船厂修理。该厂厂长周茂柏抗战时曾任民生船厂厂长，与二轮轮机长和部分船员很熟，也十分同情二轮船员的处境。于是，周茂柏佯称台湾没有修理二轮所需的美制配件，船厂无法承修，建议前往香港修理。陈地球这时也暗中相助，终于使二轮于1949年11月初获准开往香港修理。

这时，王化行又接到卢作孚的密电，要他设法将原来行驶于上海——台北航线，因上海解放而被迫滞留台湾的“民众”轮弄出台湾。王化行立即找“民众”轮船长万竞吾密商后，以开辟台北——香港航线创收为由提出申请；又由万竞吾找旧日海军学校同学马纪壮（台湾海军司令）、刘广凯（台海联勤司令）从中帮忙，再由民生公司找了金城银行等三家铺保，担保“民众”轮抵香港下客卸货后立即返台。这样，“民众”轮才于1950年元月驶达香港。圆满完成救船任务的王化行，也随“民众”轮一同抵港后转回重庆。

在民生公司被困于定海、台湾的“民本”、“民众”、“民俗”、“渠江”、“怒江”等5艘主力船，全部安全集结香港的同时，被国民党当局扣往黄海、东海执行军运任务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也先后设法摆脱了敌人的控制，平安开抵香港，加上由加拿大新造驶回的“荆门”、“夔门”、“雁门”等七艘“门”字轮，集结于香港的民生公司轮船已达18只。

卢作孚在香港运筹帷幄

民生公司的轮船齐集香港，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但那时香港还在英国统治之下，国民党残余部队尚盘踞着海上的一些岛屿，如何把所有轮船安全运回祖国大陆，仍然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这时已到了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先已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的卢作孚先生被邀请抵达北京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民生公司制定了周密的把所有轮船从香港运回祖国的计划。计划内容是：民生公司在香港的船只均以承接日本或韩国运输任务的名义，驶离香港，待绕过台湾海峡脱离危险区后，再向西驶往上海；为了保密，不发电报，不打电话，每艘船开出后均由香港民生公司经理杨成质直接派人到上海与上海民生公司副经理宗之琥联系，然后宗之琥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汇报并准备迎接。

1950年6月7日和9日，“怀远”轮和“宁远”轮分别在船长黎明和汤镇瀛的率领下，趁国民党未摸清民生公司船舶动向之时，佯称装货去韩国仁川而驾船离港，到东海时突然转向，分别于6月12日和15日胜利抵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