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历史，民族资产阶级为创建新中国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解放前夕，我国航运业巨头、私营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千方百计率领其沿海船队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胜利回归新中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童少生淞沪巧护船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攻克南京，直逼上海。这时上海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随时准备出海外逃。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指令各轮船公司在沪船只，凡能出海的均要开往台湾，不准把船只留给共产党，并随时准备破坏不能出海的轮船和相关设施。5月12日，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知照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轮船业公会招商局、航政局等单位，“即日起各该海江轮应即实施军事管理”，并指定停泊码头，向每艘轮船派驻联络军官一名、士兵半个班（江轮）或一个班（海轮）。民生公司当即有“怒江”、“龙江”、“渠江”等6艘近海轮船被强征待命；接着，刚刚修好的“民本”轮和正好回到上海的“民丰”轮亦被强行征用。

与6艘轮船被征用的同时，航行于上海至宁波之间的“民俗”轮也在1949年5月13日被宁波当地国民党军扣留。消息传到上海，留驻在上海的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焦急万分，寝食不安。恰在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派人秘密通知童少生：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船只，不要害怕，不要转移，不要破坏，共产党是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这给了困境之中的童少生以极大的鼓舞。

于是，童少生立即派遣上海区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化行于5月18日前往宁波交涉发还“民俗”轮事宜，并让他抵宁波后直接向总经理卢作孚汇报请示；同时，童少生还加紧部署保护尚在上海修理的几艘主力轮船和泊沪的一批驳船，他通知厂家：还在墩上的“民权”轮不要下水，尚未装机的“民众”轮暂不装机。此外，他还在每条船上准备了几百元银洋，以随时给前来炸船的国民党兵“塞红包”。5月23日国民党下了最后命令：黄浦江口内所有船只一律自行凿沉，否则将用炮击毁。

当童少生在他下榻的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内，苦苦思索着怎样保全留沪船只的时候，民生公司一位搞机务的职员韩开弟，主动到招待所找到了他。韩开弟献策说：“童总，国民党既然叫我们‘自行凿沉’，我们就在这四个字上做文章：每条船的底部都有海底凡尔（阀门），我们悄悄把它打开，让船舱进水，待船沉到一半而又不淹没轮机时，再把凡尔关闭；这样从岸上看过去，船就好像已经沉底搁浅了，检查人员一般也不会下底舱去潜水检查的。一待时局变化，只要泵出积水，船体就会上浮，那时再稍加整修，船舶立即就可启航。”“好！这办法太好了！”童少生感谢韩开弟送来了良策。旋即，他命令这位机务人员立即秘密通知各船：照此办理，严格保密。这样，民生公司滞留在黄浦江内的船舶，在职工们机智勇敢的护卫下，终于全部保住了。

王化行东海救六轮

民生公司上海区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化行，奉童少生之命于1949年5月18日赴宁波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放还“民俗”轮之事，不料“民俗”轮已被武力胁迫开往定海。于是王化行立即赶到定海相机行事。

定海与宁波水上相距约50公里。此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已迁到这里，整个岛上挤满了国民党残兵败将。

王化行到定海一看，果见“民俗”轮与“民本”、“渠江”、“怒江”、“龙江”等共五只轮船都被封锁在定海海面上，互相只能以船上电台相互联系；船上数百名船员处于一无钱、二无粮、三无淡水的绝境。王化行当即将上述情况用密码向已到广州的总经理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对情况之严重甚为吃惊。他以密码回电王化行，要王对被困在定海的五只轮船全权负责，一定要保证轮船和船员的安全，尽力设法摆脱目前被控局面，把船带出定海，开到安全地带去。

根据卢总经理的指示，王化行同“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中籍加拿大人），一起商讨如何首先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由于人冗如蚁，物价涨得吓人，粮食根本买不到，淡水已卖到三块银元一吨。经商定，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的名义去找卢的好友——国民党联勤总部高级顾问陈地球，请他帮忙为民生公司的船员弄点口粮。几经周折之后，国民党当局总算同意将民生公司五艘轮船的船员登记造册，每人每月配给25斤口粮，淡水问题则由船员们共同凑钱购买而得以解决。

接着，王化行开始实施卢先生制定的“脱险”计划。他手持卢先生的电报，去找与卢先生有旧谊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电文曰：“民本”、“民俗”是两艘只能走内河的江轮，不能出海，敬请周主席代为交涉，望予放行。周喦阅后很客气地对王化行说：“卢先生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即便如此，办起来仍不容易。王化行上下奔走交涉了一个多月，官方才同意“民本”、“民俗”两轮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不准旁驶。王化行立即发电请示已回重庆的卢作孚，回电曰：同意这样办。因为当务之急是让船只离开定海，摆脱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下一步可到台湾后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