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

7月5日，邓颖超致电中央汇报宋庆龄已同意在7月10日以后动身，“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电报发出后，邓颖超在与宋庆龄谈话中又得知“她须在八月六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考虑到新政协极有可能在8月中旬召开，于是经与宋庆龄商量，邓颖超决定将行期推迟到8月6日以后，并立即于7月6日再发电报汇报中央。

7月9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给邓颖超发出了第二封电报，告诉邓“新政协八月半后方能开”，要求邓与宋商量，请宋先来平，“八月初南返”，八月中再由回沪一行的史良陪伴“北来”，参加会议，若宋不同意则照原定计划将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

之前，周恩来在以中央名义发给邓颖超的第一封电报中，涉及邓颖超处均以“邓”相称，7月9日电看似周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亲昵，但细思之，显因周考虑到妻子要长期留沪做宋工作故以示安慰。

明确回电者就是自己的丈夫后，邓颖超一连给周恩来写了三封信，告诉周宋定于8月半后赴平，并向周询问新政协的具体召开日期。

新政协的具体召开日期是宋庆龄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她“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所谓的“须在八月六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之说词，其实就是不愿意在北平久居而已。虽然向亲密友人王安娜这么直说了，但宋庆龄并没有明白地告诉邓颖超。不过，邓颖超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

8月3日，邓颖超在还未收到周恩来当日致电告知“新政协会期在九月上旬”的情况下，向宋庆龄坦陈：“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推迟到二十日以后”。宋告以8月底有事，“必须赶回上海”。邓颖超随即直接致电周恩来告之，并分析说：“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

8月6日，周恩来回电邓颖超，再次告之“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并建议“孙夫人以迟至8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来平为好”。他同样认为“孙说八月底有事，恐系推辞”，要求邓颖超和已回沪的史良一起“分别推动”；并要邓去见苏联领事孙平和与宋关系较近的塔斯社驻中国记者罗果夫，让他们“从旁推动”，邀请宋庆龄“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届时将有苏联对外文协访华团代表参加”。

六、“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

在确认宋庆龄承诺来平后，宋庆龄在平居住的问题必须解决。8月3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告之：“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淑（叔）章负责指导。”

周恩来所说的房子位于东单方巾巷44号，后因北京建新火车站而于1959年拆除。据曾经去过那里的廖梦醒女儿李湄描述：“那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小巧玲珑，在北京很少见这样的洋房。”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知道宋庆龄长期生活在西式建筑中，遂为宋选择了这栋稀有的洋房。不仅如此，他还在建国初期百事缠身的情况下，亲自去现场勘察，确认无误后，又特地安排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工作的叶剑英夫人曾宪植和罗叔章负责指导内部陈设。不久，罗叔章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受中央委托与宋庆龄保持联系。1950年8月13日，宋庆龄为方巾巷布置事复函罗叔章：

（一）我同意楼下小饭厅的红木桌椅移到楼上放冰箱的房间里；（二）我同意钢琴放在原来摆沙发的地方；（三）我以为楼下红厅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两个工艺木柜可不需要，也不要换别的东西；（四）放在壁炉两边的两个柜子，我以为里面所布置的东西已合适了，请你不必添放东西。

宋庆龄对周恩来为他选定的方巾巷寓所甚为满意。1959年10月，她移居北海西河沿8号后，因房屋潮湿等原因而感觉不适，虽然她一再表示不要为了她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但是周恩来仍亲自操作，为她选取了后海北沿原醇亲王府花园修建新居，并亲往检查施工情况。1963年4月1日，周恩来亲往机场迎接由沪来京的宋庆龄，并送她迁入新居。

七、“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宋庆龄抵平后究竟以何种名义出席新政协，这也是必须与宋庆龄商榷的大事。

早在邓颖超来沪邀请宋庆龄赴平之前，1949年6月20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便致函宋庆龄谓：“济深已提请先生为本届出席代表”，请宋庆龄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协。宋庆龄刚刚于6月4日婉拒了李济深的北上之请，对李此函她未作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