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故居所发生的“误会”一度鲜为人知，可能因为这次误会只是一件小事，不是针对寓所本身而发生的。据周恩来7月1日致邓颖超的电报，史良告诉他孙中山故居中的一个老仆人曾被拘留，但她不知道详细经过，也不知道老仆人是否获释。史良是1949年6月初离开上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所以事情应该是在她临走之前才发生的。但不管怎样，被拘留者是孙中山故居的老仆人，周恩来恐怕会引起宋庆龄的不满。他指示邓颖超：“如尚未释放，望市委速开释，并查明理由。如系错在我方，应正式向其认错道歉，并对老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系错在彼方，而错并不大，应予以释放，勿使孙夫人为此介怀。”就邓颖超7月5日致中央电来看，这只是一件小事，老仆人当日就释放了，“所发生误会已向宋庆龄解释”。其时，对于孙中山故居，中共中央在解决“孙寓所误会”的同时就表示了高度重视，曾明令上海市委“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8月中旬，上海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在征得宋庆龄同意后，拨出巨款对故居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修。

三、“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

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还叮嘱邓颖超要妥善处理宋庆龄幼弟宋子安的房产问题。他说：

孙曾托史告我们，宋子安为其幼弟，孙屡劝子安勿回国随蒋、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一百九十号（190）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蔼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孙话果有出路。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

由于宋氏家族涉政过深，新政府如何对待宋庆龄的亲友，这是宋庆龄和新政府之间都很关注的问题。

1948年12月28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开列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并谓之“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这其中有多位宋庆龄的亲友，蒋介石、孔祥熙、孙科自不必谈，但是名列第十位的宋子文和名列第二十三位的宋美龄是宋庆龄的血亲。

家族血亲名列战犯名单，且排名居前，这也是宋庆龄无可奈何的事情。政见的分歧早就使宋庆龄感觉自己“不在家族的圈子中”。她曾对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说：“我的家族从不与我谈论政治。”（谢伟思：《与孙中山夫人的谈话》，转引自《宋庆龄呼吁取消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载《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宋氏家族中只有最小的子安未涉政治，且听取宋庆龄的劝告，在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回国，因此宋庆龄竭力想维护幼弟的在沪利益，特意托付史良转告中共。根据邓颖超7月5日致中央电中“中央七月一日电所示各点已告宋庆龄”语，我们可以判断，宋庆龄此要求也许已得到满足。

四、“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

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又细致地关照邓颖超：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

宋庆龄患有严重的荨麻症，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1949年上半年，宋庆龄几乎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先是重感冒，继而是剧烈的神经痛、高血压。大夫令她卧床休息并放弃所有的工作和活动，当她病得只能抱着热水袋呆在床上时，由于“那些处于绝望挣扎中的人，在逃脱即将来临的局面之前”，仍在对她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她被迫下床去会见一些不得不见的人。（宋庆龄1949年1月下旬致王安娜函、2月7日致耿丽淑函、2月24日致阿莉函）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候，正值春季，恰是皮肤病高发季节，正患肠胃病的宋庆龄荨麻症大发。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她无奈地说：“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地缠住我不放。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地把那些影响立即消除……”（宋庆龄1949年5月26日致王安娜函）“我虚弱的体质使我恢复得很慢。昨天我试着多工作一会儿，就感到头晕得厉害，差点儿晕到。”“服用苯纳德雷，使我变得呆滞和反应迟钝。不过荨麻疹倒是慢慢地退下去了，不像上星期那样痛苦万分。我很想尽快治好，这样才好出去见朋友！”（宋庆龄1949年6月14日致王安娜函）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宋庆龄急欲放松自己，所以她还未等邓颖超开口，就向邓提出“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

邓颖超对宋庆龄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6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拟暂缓长途旅行。周恩来据此提出：“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而孙希望到苏联养病，当于新政协后进行交涉，估计必能办到，病治好后，亦可至东欧新民主国家参观”。

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的多次劝说，当6月30日邓颖超向宋庆龄出示毛、周亲笔邀请函时，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赴平。（邓颖超1949年7月5日致中央电）在邓颖超将7月1日中央来电告诉宋庆龄后，得知能坐头等卧车，宋庆龄非常愉快。尽管邓颖超叮嘱宋庆龄要保密，但是宋庆龄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告诉了即将赴北平工作的王安娜：“因为我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但是，此事要绝对保密，因为他们不想挨炸弹（保密）。因此我建议你在8月份请假一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乘坐豪华的特快列车南下了。”（宋庆龄1949年7月初致王安娜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