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初评复选，38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其中，“复字1号”是红旗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复字3号”是中间加两条黄杠表示黄河、长江；“复字4号”是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最初，赞成选择“复字1号”、“复字4号”、“复字3号”为国旗图案的比较多，毛泽东也曾是“复字4号”的赞同者。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32号”，其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中国共产党，周围4个小五角星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大家比较倾向“复32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4个阶级的提法不妥。有人说：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义呢？

后来，毛泽东在勤政殿邀请各方面人士。宴会后，毛泽东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徐悲鸿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田汉、梁思成等18人在中南海开会，协商确定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问题。

当时，收到的国歌歌词、歌谱应征稿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冯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进行演奏，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不能没有国歌。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确实不易。而且，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大家一时陷入了沉思。这时，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此人就是著名画家徐悲鸿。

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的。”

周恩来说完，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站起来发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讨论时，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听后，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

商议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于是，丰泽园里传出了洪亮而激昂的歌声。

当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接到这种请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岁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周恩来主持宴会。他叫人关上餐厅的大门，开始讲话。周恩来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快人快语的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