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的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类代表，以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周恩来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和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作为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在6月18日主持召开了第三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第三小组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5个小组讨论，分别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他说：“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

为了保证按时拿出《共同纲领》的草案，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暂时放下手头的许多事务，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于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见到周恩来的踪迹了。他在6月下旬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亲自动手写作《共同纲领》条文。经过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鏖战”，终于完成了起草工作。然而，他没有休息，又急忙召开会议，征求各方面对草案的意见，并进行修改。周恩来所执笔的《共同纲领》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是新中国成立的一份重要文献。其中，明确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主任，彭真、林伯渠、李维汉任副主任。

毛泽东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此时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称。于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就国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协商。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词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中，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这个原拟的国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就要注明是简称。黄炎培和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对原拟国名提出质疑，发表了第三种意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张奚若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可在讨论中，毛泽东却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是救中国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我们共产党反蒋不反孙。后来何香凝打了个圆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中山先生一身为共和奋斗，这国自然就是“共和国”了。毛泽东听了觉得有理，就没有作声了。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经8月17日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为组织法的初步草案。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后来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提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下去。”

宋庆龄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由邓颖超等陪同从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到前门车站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