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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白日梦：《TheLuYuShow》
从听到奥普拉名字的那天起，我就成了她的观众。
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不再逛商店了，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我看奥普拉，看LarryKing，看DavidLetterman，看JayLeno，看BarbaraWaters，看DianeSawyer，还看DanRather、PeterJennings、TomBrowkow、KatieCouric和ConnieChung报新闻。越看，我的内心越是像长了草一样地不安分起来。在美国呆着干什么？我的英文已经够好了，还留的哪门子学啊？回北京去呀，去做电视，那才是我该干的。
我知道回去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是回去后做什么。“做一个像O－prah一样的节目，现场要坐满观众，他们不一定发言，但他们的掌声、笑声、惊叹声或者只是静静地聆听就是最好的参与。我也要做成一档日播的节目，就用自己的名字，叫《TheLuYuShow》。场中摆一张舒服的大沙发，要黄色的，我坐在左边，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的左半边脸较为上镜，每天换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身后还要竖一块大大的电视屏幕，在我谈话的过程中穿插播放一些事先编辑好的短片。至于选题嘛，只要是有经历的人、好听的故事，都可以是我的素材，这样，一周5期，一个月20期，一年260期，我不愁题材枯竭。做这样一档节目，我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再搭建一个庞大的团队，还要一个能收回成本并有盈利的播出平台。”这是我在1995年初做的关于《鲁豫有约》的第一个白日梦。当然，那时我还无法这么有条理地说明我的想法，更不可能高屋建瓴地思考关于投资与回报的问题。
这只是我在2006年因为写书而回顾这段往事时，以今天的语言和高度来重述我当年的单纯的梦想。当时我不过对着电视嘟哝了一句：“我也要做一档Oprah式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
崔永元令我郁闷
一回到北京，我郁闷地发现，中央台出现了一个叫《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常常面露坏笑、状态极其放松（以当年的标准）、极具亲和力的叔叔。我当时刚出校门没两年，还是怯生生的像个小孩，见到年纪比自己大的就忍不住要叫叔叔阿姨。我看了一两集崔叔叔做的节目，心里有些着急也有些释然。说着急是因为《实话实说》和我想做的节目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他抢得了先机，这意味着今后几年我不得不暂时搁置我的计划，因为我做事最不喜欢跟风。（与其说这是特立独行，倒不如说是我的小算盘。我相信无论做么，只要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你所做的一切就成了标准，后来的人不管怎么努力，也摆脱不掉你的影子。）急过之后又很释然，毕竟小崔（后来知道崔叔叔叫小崔）的节目和我想做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和类型。想明白一切后，我坦然地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等待我的只有一档叫《音乐无限》的点歌节目。我居然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懂得审时度势的道理，当时的凤凰刚刚成立，只有那么几个节目，我不去做小可爱式的VJ还能做什么呢？
音乐节目做了一两年，我实在提不起精神，就开始说起了新闻。当大家都开始说新闻后，我又觉得没意思，主动向公司要求淡出《凤凰早班车》，同时组成了三四个人的团队，于2002年初开始了《鲁豫有约》。
《鲁豫有约》做得好好的，我又不满足了。我知道，该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了。
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2004年的春天，好像是个周末的傍晚，我约了郭志成（凤凰卫视中国大陆节目总监）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旁边的金湖茶餐厅见面。
“我有个想法。”
“你说。”郭志成并不看我，只是忙忙叨叨地摆弄着面前摊成一片的手机、香烟、打火机。我喝了口奶昔，慢悠悠说出我近十年的梦想。
“好事，可做！”
“有个投资公司愿意出钱，可他们胆小，一开始希望每周一期，我兴趣不大。一来，我还是想在凤凰做这个节目，毕竟我是凤凰的人嘛。再说，每周一期，那我自己出钱都能做，还找他们干嘛？”
老郭嘿嘿笑了一下。
“你说我是该做每周一期呢，还是豁出去了每天一期？”我终于说出了内心的犹豫。“当然做日播的了。”
“凤凰会给我投这么多钱吗？”
“前期投入没你想象的那么多，有几百万就能周转过来，但播出平台必须扩大。我想，除了凤凰以外，还可在内地各电视台播出。”“公司会同意吗？”短暂的兴奋之后，我又面露愁云，有时，我实在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难怪我，那一阵外面隔三岔五地就盛传我要离开凤凰，跳槽到诸如CNN、旅游卫视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美国一家什么中文电视台。外面传得有鼻子有眼，我要说“冤枉啊，我真不知道”，恐怕鬼都不信。可我的的确确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呢？这事对你对节目对公司都有好处啊！”郭志成开始兴致勃勃地展望新节目的美好未来，我被他说得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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