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祥：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不同历史态度有着多个客观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与文化原因。

首先，德国1945年二战战败是其在20世纪遭受的第二次战败。1918年德国已经有过一次战败，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而日本二战战败是至此近50年来的第一次大战败。许多德国人在一战失败以后也与今天的部分日本人一样，特别不服输，其右翼势力甚至比今天日本的右翼势力还要嚣张。希特勒就是当年德国右翼势力的极端代表。他上台后不久便发动了一场复仇与扩张战争，把德国与欧洲又一次推入了战争的深渊。但是，希特勒的战争给德国换来的是更为惨重的失败。从此以后，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在德国永远失去了政治市场。二战后日本的历史态度，因为是其第一次大战败，就与一战以后的德国十分相似。其右翼保守势力还不服输，起码他们会认为，他们只是输给了美国与苏联，但是没有输给中国。

这就是说，与日本相比，德国人付出的历史代价更惨重，所以能更深刻地吸取历史教训。当然这不是说日本只有在再一次战败以后才会像德国那样彻底反省。虽然从德国历史的经验来看，日本右翼的不服心理有其客观心理原因。但尤其是这些人应该吸取德国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军国主义道路是一条死胡同。

新京报：您刚才说德日二战反思差异有地理上的原因，这是个很新鲜的观点，能否详细阐述一下？

景德祥：德国是一个欧洲的内陆国家。希特勒的军队几乎侵犯了所有邻国。二战后，德国人要与邻国改善关系，就必须首先向受害国承认战争罪责，明确表示与侵略历史决裂。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德国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周边国家的态度。历史的教训告诉德国政治家，与周边国家的和睦关系是德意志民族的生命线。

而日本是一个岛国，日本社会有着与生俱来的自闭性。在以往的几十年中，特别是在关键的上世纪50与60年代，由于朝鲜战争与随后冷战的影响，日本与亚洲受害国的往来相对稀少，周边受害国对日本的舆论监督缺乏力度。日本右翼势力可以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下完成对侵略历史的自我合理化。

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媒体的快速发展，日本的孤岛环境实际上不再存在了。一个监督日本历史态度的东亚公共舆论正在形成。日本必须像德国那样正视周边国家的舆论压力。

日本将永远处于二战受害国舆论的监督之中

新京报：两国反思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原因又是哪些？

景德祥：二战后的西德之所以会出现勃兰特这样一位敢于向受难者纪念碑下跪谢罪的总理，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西德发生了一场社会与政治的民主改革运动。从那时起，西德的政治空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纳粹历史几乎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到现在为止，联邦德国的左翼政党已经二度执政，现在的外长是当年运动的积极分子费舍尔。相比之下，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就落后了，主要执政党一直是保守派的自由民主党。在这样保守的政治环境中，很难出现像勃兰特那样的杰出人物。

德国人与日本人在宗教文化上很不一样。德国人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的原罪论能够为他们认罪反省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而日本的“耻文化”据说不利于他们负担历史罪责。

但我觉得，对原罪论的影响不能估计太高，因为他不能解释德国人在1945年以前为什么不反思历史，更不能解释基督教在西方普及以来，也就是一两千年以来欧美国家反复出现的内战与对外侵略扩张战争。那时原罪论的影响哪里去了呢？

新京报：德法之间和解给中日关系以什么样的启示？

景德祥：总的来说，虽然德日对待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有着各种客观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与文化原因，但这并不是说日本因此永远不可以彻底反省其侵略历史。因为吸取德国的历史教训，只需要足够的理智与勇气。地理上的孤岛地位已经随着现代媒体的发展一去而不复返，日本将永远处于二战受害国舆论的监督之中。

国际恐怖组织是法西斯势力的变种

新京报：60年来，类似二战这样的大规模战争一直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哪些原因？

袁伟时：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和侵略者必然失败的命运触目惊心；加上美苏两大国手持核导弹的军事对峙，出现了“恐怖平衡”的局面；即使野心勃勃的政客、武人也不敢轻易尝试。

新京报：今日世界是否已经彻底消除法西斯势力卷土重来的可能？

袁伟时：在我看来，国际恐怖组织就是法西斯势力的变种。他们是非常愚昧的种族主义者和反民主、反自由的势力。不过，他们成不了大气候。其他别有用心挥舞刀剑的势力也成不了大气候。还有一些所谓后法西斯主义的小组织在一些国家鼓噪，更令人发噱。世界大战总要有几个世界大国卷入，随着苏联瓦解，美国没有对手，我看不到有世界大战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