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流行农村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和话剧《李寡妇改嫁》之类，则是典型的宣传婚姻法方法，“争取自由恋爱的小二黑和小芹，勇敢斗争而最终获得幸福的李寡妇，还有反对家族迫害，反对混进乡政权里的坏人，大胆去追求心爱的人的小伙子……”台下妇女们看着一会笑，一会儿流泪。

在1950年至1952年间，全国各地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或被虐杀者达数万人，“这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里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史良执笔发表了《认真贯彻执行婚姻法》一文，大力宣传婚姻政策，严惩侵害妇女人权者，同时改进审判制度与工作作风，对于执行不力和纵容、袒护，干涉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坚决查处。

“各地司法干部必须主动积极为群众处理婚姻案件，邀请当地妇联参加陪审某些婚姻案件，已是成熟的好经验，各地应更广泛建立或健全这一制度。”经史良提议，一些地方法院设立了婚姻庭，专门承办处理妇女婚姻案件，并由妇女担任庭长。

这是一个新陈代谢期，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新式婚礼在都市里流行开来。那时期，从革命友谊升华为爱情是时代主线，爱情成为努力工作的动力，志同道合。

50年代一位作家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一对新人去登记前回答民政干事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的？

——我们是自由的。

——你（女方）爱他哪一点？

——我爱他劳动好。

——你（男方）爱她什么？

——我爱她扫盲积极。

没有什么比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更重要了，而史良，这位把丘比特之箭射到中国的女人，更用自身来充分诠释这两个“自由”。

史良比丈夫大7岁，那年代是罕见的。史良在当辩护律师期间认识了她的丈夫陆殿栋，两人齐营救当时被捕入案的中央委员邓中夏，在一来二回的拯救之旅中擦出火花，最后步入婚姻殿堂。

养女史小红至今仍保存着陆殿栋为他的妻子拍的相片：喝咖啡下馆子，后海游园……每一张都按照日期排列好，记录诸如“1948年12月17日我和爱妻看了小电影”，一张覆一张，如胶带般回放他们的婚姻生活，互相尊重，志同道合，厚厚相册洋溢着泛黄的幸福感。

章诒和在《侧影》中回忆史良是如此这般尊重婚姻中的伴侣：

1956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那天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洋专家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司法部部长，争先恐后地要求合影。史良婉拒：“不行。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在建国60周年后的今天，再提起史良名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她是谁，史良的养女史小红是如此评价史良的：“我们知道宋庆龄，我们知道邓颖超，但我们不知道史良，她不是名门之后，也不是名人之妻，她是她自己，她所得所成皆是自我奋斗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