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但是您好像没有提到那个时候的生活，生活是不是很艰苦？

饶宗颐：虽然艰苦，但是我有兄弟帮我的忙，住在人家的一个地方。

记者：住在别人家里？

饶宗颐：住在一个小房间，那个房间天地很大。

记者：小房间，但是您觉得您天地很大？

饶宗颐：我自己个人做什么研究，空间很大。

记者：我记得您曾经谈到这段时间生活的时候，您说过一句话，那个时候您就感到心无挂碍地去做学问，所以真正自己生活的变化，外界的变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饶宗颐：没有关系了，因为我很孤独嘛，很有意思。

1949年，饶宗颐正式移居香港。这之后，饶宗颐加大对敦煌学、甲骨学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相比，饶宗颐身处香港，不仅没有因为种种原因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他甚至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这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饶宗颐：我心中就非常有一种不快感觉，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读经了，但是日本人呢，失败以后，还是照样读经。我们反对古文尚书，认为古文尚书是伪作，他们照样念古文尚书，他们皇帝的年号都在尚书拿的，包括昭和，包括平成。

记者：就是您去日本的时候，发现他们汉学的研究，实际上他们很注重这些传统的汉学方面的研究，甚至有些工作要超过我们。

饶宗颐：我觉得他们研究的精神，比我们认真，而且还尊重这个经典。第一次去我就住在京都大学，我在看他们的甲骨文。

记者：看他们的甲骨文？

饶宗颐：京都大学的甲骨文，有几千片。他们都给我看。

记者：都给您看？

饶宗颐：都给我看，日本人那个时候还没有重视甲骨文，是我带起他们的。

我第一本书，就是《日本所见甲骨录》。

1959年，饶宗颐根据在京都以及多年来研究甲骨文的资料，编撰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甲骨文的内容多以占卜为主,饶宗颐从研究殷代占卜者入手,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全貌。此书一经出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因为这本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此后，饶宗颐曾多次到京都研究甲骨文，并曾几次都选择居住在京都近郊的三缘寺。

饶宗颐：那个时候我已经出名了，拿到法国儒莲奖，到了印度。那个时候我住在庙里头。

记者：我记得那个时候，您也是一个很孤独的研究者。

饶宗颐：我也是一个人，我在三缘寺，我每天都到人文科学的图书馆念书,晚上回来，我也很孤独的，没有问题的。我这个人就是不怕孤独，就是追求我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