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总喜欢将国学大师饶宗颐，和他另一位广东潮州的老乡李嘉诚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他们都说：要说挣钱，没有几个人能挣得过李嘉诚，而读书也没有几个人能读得过饶宗颐。李嘉诚出身贫寒，完全靠自身打拼创造了一个财富奇迹；而饶宗颐出身当地首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完全靠自学成为一代国学泰斗。

16岁撰志轰动中国

饶宗颐字选堂，号固庵，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县（现潮州市）的一个大户人家。他的父亲饶锷兄弟四人，每人都开有钱庄，自己发行钱票，是当时当地不折不扣的首富。饶锷建有天啸楼，藏书数万卷，也是位学者。在父亲的影响下，饶宗颐自幼便泡在天啸楼的万卷藏书里。“那么多书，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写诗填词，中国历史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后顺序不会搞乱。”

从《资治纲鉴》到佛经，从老庄到还珠楼主，饶宗颐无书不读。有一段时间，这位聪颖过人的少年迷恋于武侠小说，甚至自己还写了一部《后封神榜》，那时他才十三四岁。“我的基础16岁之前就打下了。”采访中，饶先生多次提到“16岁”。16岁那一年，对饶宗颐的确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一篇论文《潮州旧志考》，发表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上，这标志着他学术生涯的开始；同年，自幼丧母的他，又失去了父亲。父亲给他留下产业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这两件事，我只能做好一件。我把他的学术继续下来，但是生意就没办法管了。”

18岁，饶宗颐完成了父亲的遗作《潮州艺文志》，这部著作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学界，对后来的地方志编撰影响深远。

一生转折在香港

来到香港并在此定居，是饶宗颐一生的重要转折。《潮州艺文志》被《岭南大学学报》破例用两个专号刊出，引起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注意。于是他聘请这位少年早慧的潮州才子任广东通志馆的纂修。当时中山大学地方志的藏书量非常丰富，仅次于北京，在全国占第二位。1938年，饶宗颐又受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本入侵，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饶宗颐去云南途经香港，大病了一场，他斟酌犹疑之后，决定还是留下来医病。

在香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前任总经理王云五和大学者叶恭绰，以后，他帮助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和四角号码字典，帮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有机会看到大量古文字材料和珍本，视野大开。“我很感谢叶先生和王先生，他们帮了我的忙，我不必再去中大。但实际上，我也帮了他们的忙，帮他们做了许多事。”1952年，饶先生进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那以后，他真正进入了国际汉学界，去日本、法国、德国等地参加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寻访到大批海外的珍贵材料，并推出了《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著作。

中国学界有“北钱南饶”的说法，“钱”指钱钟书，“饶”即饶宗颐。在学贯中西、融古汇今、博学多才、记忆超群方面，钱、饶的确有共同之处。但可惜的是，在饶宗颐频繁参加国际间学术交流，不断有新发现新著作的时候，钱钟书却正在咸宁干校劳动。“钱先生做学问的环境不如我好，我比较幸运。香港是个国际化的都市，说它没文化，这不对。”

香港对饶宗颐非常重要，他在这里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而对香港来说，饶宗颐也同样重要，余秋雨有句话———“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只上过一年学的“百科全书”

1962年，饶宗颐因在甲骨学上的贡献而获法国最高学术成就的儒莲汉学奖。1993年，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125年来索邦学院首次授予人文学科博士学位，也是125年来首次授予一个外国人。有人称他是“中国文史活的百科全书”，有人赞他为“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出自一位法国汉学家之口———“饶宗颐先生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老师，而且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

很多人都乐于谈论的一件事是，这位后来名闻天下的大师，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仅仅上了不到一年学，他就回家了，学校所能给予他的，远远及不上天啸楼。后来有学者为此感到惋惜，其实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饶宗颐日后能够在学界大放异彩的一个肇因。

现代教育常常为人诟病的弊端之一，就是在强调学科系统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使各个学科相互割裂开来。著名学者曾宪通先生认为，饶宗颐先生的学术特点之一，在于他没有什么既定的非常明确的学科界限，非常善于通过多学科的互相渗透与沟通，在几门学科的边缘地带开辟新领域。

做到这一点，需要扎实的国学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但首先必须不囿成见，不在学科门类之间画地为牢。仅此而言，没有接受正规教育，或许正是饶先生之福，也是学界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