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出现我们的身影，要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存在，要让受众认知我们的作用，我们必须到达现场！尽快到达现场！

一、强烈的企图心。

也许有人会说，凤凰卫视特别有运气，什么事都让他们撞大运撞上了。真是这样吗？美国的杰斐逊总统说过：“我是绝对相信运气这回事的。并且我发现，我工作越努力，我的运气就越好。”原来，好运气并不是自动落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强烈的企图心。我们时刻都在做准备，我们时刻都在寻找机会，我们时刻都在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人讲过一个寓言般的故事：一位名叫阿费烈德的外科医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患病器官为了抵御病变其代偿性往往比正常的器官机能更强。　

在对艺术院校教授的调研过程中，他发现，一些颇有成就的教授之所以走上艺术道路，原来大都是受了生理缺陷的影响。缺陷不是阻止了他们，相反促进了他们走上了艺术道路。阿费烈德将这种现象称为“跨栏定律”，即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竖在你面前的栏越高，你跳得也越高。

事例一：我们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独力支撑资讯台。并在全球设立了41个记者站。

事例二：以黎冲突期间，凤凰派出了三路记者去往前线，实现了与战场零距离。我们向交战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派出记者，向重要的第三国叙利亚也派出记者。我们24岁的女记者温爽，正在开罗学阿拉伯语，听到战事爆发后，主动请缨，一个人提着摄像机赶往战区。没有交通工具，绕道塞浦路斯，说服一位船长，搭上一艘运送难民返回的轮船只身前往贝鲁特，上船后才知道，上面只有她一个是女性。吓得她呆在船舱里不敢出来，不吃不喝11个小时，直至到达。

在以色列方面，我们派出的是驻法国的记者严明和林平，他们前往采访的城市海法是遭到真主党火箭弹袭击最多的。他们多次在爆炸之后，开着既不防弹，也无任何军事配备的小车，跟着坦克车、装甲车一起，迅速冲到爆炸现场去采访报道。我们从他们发回的报道中，经常能看到背后硝烟弥漫、弹坑处处的场面。有一次，他们跟着以军向前线推进，到达一处高地时，忽然一枚火箭弹发射过来，从他们头顶飞过。严明，包括以军，立刻凭着本能蹲下来躲避火箭弹，而身高2米多高的摄像师林平却本能的扛起机器，直接拍摄到火箭弹从天空划过的画面，严明当时非常感动。我们从画面上也感到了震撼。严明他们连续工作15天，因为天热，摄像机，手机全部烧坏，幸亏后援队上来，报道才没断顿儿。严明最后总结出的经验是：“比机器硬的是身体！”严明说，“我们只有零距离地贴近以军，在和他握手的距离之内，观众才会相信我的。”“我们当时真的是前仆后继，就觉得我们五组，像一个小竞赛似的，谁能冲到战争的最前线、谁能把战争的最佳的切入角度给观众，那谁就是胜利了。”

事例三：陈晓楠的三个人生极限：一是四月份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采访。(据乌克兰卫生部公布的资料，在乌全国4800万人口中，目前共有包括47.34万儿童在内的250万核辐射受害者处于医疗监督之下。核辐射导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增加了10倍多。更令人担忧的是，核辐射受害者中残疾病例上升：1991年至今，核事故导致残疾的人数增加了1.6倍，达10万人。)

本来她没想什么，但是偏偏有人问她，你们台为什么要派一个育龄期的女性去那里呢？她听了就有点发怵。等到了地方，去接他们的卢宇光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刚才我就看见一只白猪长得像马那么大，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她一听更怕了。但是，为了“到达”这个目的，她还是走到了距离电站很近的地方，做了采访报道，所有的串词都说的特别顺溜，一遍过。一块去的郑浩说，看来，激发人的潜能的最大因素，就是两个字：“怕死”。他们当时还说，我们的行动比战地记者英勇多了，我们经历的是看不见的无处不在的恐怖。

没过多久，以黎冲突爆发，陈晓楠又被派到了战场。这是她第一次上战场，而且是作为记者上战场。她的任务是采访真主党的高层人士。但实际上她在那里不认识任何人，也找不到接待者和提供新闻的人。为了完成任务，这个平素安静、矜持的姑娘要求自己跟所有能说上话的人打招呼，给所有能打电话的人打电话。一位意大利记者被她招呼后，直说在伊拉克见过她。实际上肯定认错了人。咱们晓楠将计就计，马上就给人家打电话，还到他的房间去套近乎，打听新闻线索。这意大利哥们还觉得晓楠对他有意思呢。就这样一点点找线索，晓楠终于采访到了真主党的重要人物。

三是报道青藏铁路开通，上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因为去的急，她什么准备也没做，但到了那里，受不了了，高原反应强烈，躺下了。那天晚上，她听人家说，有的人反应严重，睡着觉就睡过去了。她怕睡过去，就把所有药瓶的盖儿都打开，然后，试试电话通不通，叮嘱摄制组的同事有事打电话，好像要发表临终嘱托似的。但这一夜平安过去了，她精神大振，到了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口，现场主持连口大气都不喘。制片人说，咱们还是得喘几口气，要不让人家看着太轻松了。

这一切，都显示了我们“到达”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