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在当时环保的意识几乎在我们中国人都还没有概念，在国际上，那些学者们谈环保问题，那是从60年代初开始谈的，但是政府的响应都是在80年代之后，我们中国就是1980年。他1980年他们就讨论了北京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垃圾三废污染，说这些要解决不了的话，北京要迁都，这个我都有录音的，而且他就支持首钢要搬家，结果是到2001年了，我们申办奥运成功了。首钢才开始准备来搬家，2005年才搬的。如果早搬10年，早搬20年，我说北京治理污染要方便得多，首钢损失得也很小。

凤凰卫视4月3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根据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每到清明节都会有二三十万人自发地来到江西省的共青城，凭吊一位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中国的人物，胡耀邦。20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他，或许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胡耀邦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个逝去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们健康、纯真、蓬勃向上；那个年代有文学、有诗歌；那个年代清贫，却激情洋溢，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

解说：1990年12月5号，胡耀邦逝世一年又八个月之后，按照家人的愿望，他的骨灰被安放到共青城，这里的人们对这位老人有着特殊的感觉。

胡德平：我父亲的墓地前面也有块墓碑，墓碑我觉得做得很简洁，很肃穆。墓碑的上面的右侧，是他一个浮雕的一个头像。左侧呢，是一个中国少先队的队徽和共青团的团徽、共产党的党徽，我觉得这三个徽章很形象地说明了他一生的政治生命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占据了他人生绝大部分的光阴。

解说：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一个贫苦的农耕之家，是这个家庭的第九个孩子，由于兄长大都早夭，作为家中第九个男丁，长辈们对“九子”寄予厚望，起名耀邦，寄意这孩子将来必有大出息。

胡耀邦果然不负重望，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学习也勤奋努力，靠着胡氏宗族为本族儿童设立的教育经费，11岁的胡耀邦进入了文家市里仁学堂读高小。为此，他每天要往返20公里山路，两年下来，他走了两万五千多里路，正是他十年后在长征中走过的里程。

胡德华（胡耀邦三子）：这一张是文市里仁高级小学第十班毕业生的全体照相，这个就是杨勇，然后这是我爸。这个杨勇在班里最厉害的，打架谁都打不过他，我爸是功课最好的，然后这俩就是文武，就凑一块，谁也不敢欺负他们。而且他们功课也都挺不错的，不知道谁还保留了这么一张相，这个非常珍贵。

解说：胡耀邦在里仁学堂读书的第一年，中国大革命运动出现了汹涌澎湃的高潮，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到年底，浏阳县农会会员就接近十四万，父母、兄长们投身革命运动的激情，也感染着11岁的胡耀邦。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席卷三湘大地，里仁学堂已经停课，校长、老师也惨遭杀害。这一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胡德平：我们家乡真是秋收起义的策源地，起义军攻打长沙失败，攻打浏阳，就是我们老家的县城也失败。不得已，毛泽东集合队伍撤到了文家市，我父亲在那来上学，那是1927年。

解说：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陆续向文家市集结的几天里，文家市集镇热闹起来，看见他们胡耀邦第一次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一天早上，他和杨勇听见学校里集合号吹响，赶紧跑过去，在墙头，他们看见战士们一排排肃立，前面讲话的人，就是耳闻已久的毛泽东了。

胡德平：在里仁学校，毛泽东在操场上给秋收起义的部队来讲话，他是给失败来的队伍做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战略分析，要走向农村，要走向井冈山，要做革命的山大王，那个时候他见到了毛泽东。

解说：浏阳被国民党占领后，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学校还没复课，地下党的领导们觉得胡耀邦这个孩子勇敢机智，靠得住，便派他组织孩子们暗地里贴标语，做宣传工作。由于他熟悉地形，他写的标语能遍布周围村镇，常常获得地下党领导的表扬。

胡德平：因为是在当时，我们的家乡是红军也经常来，白军也经常来，是赤白。所谓赤白斗争，红军和白军斗争，拉锯很残酷的一个地方。说胡耀邦在当时就写了很多标语在家乡，其中有这么一条就是“七十二行早回家，晚上被杀末怪他”。

就是说，他就是要威慑，震慑反动派，你们晚上不要进行反革命活动，不要来骚扰我们，如果你们晚上进行活动，骚扰我们的话，我们也会杀你，也会报复你。你说十三四岁的小孩，他敢写这样造反的标语，我觉得也反映他那一种天不怕，地不怕，这么一种性格。

曾子墨：红小鬼时代的胡耀邦有一段经历不得不提，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材料，胡耀邦于1933年被调往赣南和闽西的中央革命工作，而事实上，年仅17岁的他是作为人犯被带到瑞金的。当时，中共内部抓“AB团”的肃反运动正如火如荼，不少人屈打成招，惨遭杀害。有人为了过关，便胡乱交待胡耀邦也是“AB团”。

执行枪决的前一天，一位了解他的上级碰巧看到了黑名单，他坚信这个苦孩子不可能是反革命，这才救了胡耀邦的命。四十多年后，曾经刀下留人的红小鬼主持了中共党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他的原则永远是慎之又慎，毫无疑问“AB团”的经历是他一生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