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昆：简直就没有白天没有黑日的，就是一个拼命三郎的那种的，所以他晚上要工作，他晚上工作的话，就要影响到别人的休息，所以他经常的话，就坐到这个走廊上，

林群：半夜起床，一早起床，都看他坐在地上算，就这种工作方式，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他就这样如痴如梦可以说。

解说：初到北京的陈景润，除了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苦恼。当时数学所分配他住在四人一间的单身宿舍，可他不善与人交往，习惯一个人独往独来。在厦大的时候，系里考虑到他的性格，就单分给他一间七平方米的小屋。可在这里，他一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不可能享受到单间的待遇。经过仔细考察，陈景润竟盯上了屋里的厕所。再争得同宿舍同事的同意后，陈景润立即卷起铺盖，住进了仅有三平方米的厕所。而且，一住就是二年。

林群：就把不能用的厕所，马桶盖盖上，然后他铺一个床，而且朝北的，而且玻璃还都是破的玻璃，冬天就在那里头，一个人住着。

李尚杰：冬天没暖气，他找个办公室主任要一个大灯泡，100瓦灯泡吊着，全副武装，从鞋到帽子都弄好了，墨水都冻了，就用铅笔还在那钻研数论问题。

解说：除了三平米的“宿舍”之外，陈景润最常呆的还有这个被称为“二层半”的数学所图书馆，他又瘦又小，看书的时候不吭不响。有好几次，到了下班时间，图书管理员吆喝几声，听到里面一片宁静，以为没人，就关门下班了。陈景润被关在了图书馆，也就索性在里面看一宿书。

李尚杰：有时候他走着路，他有时候碰到电线杆子了，他还对不起了，他没想到我会碰到什么东西，要是现在这个车辆这么多，那就麻烦了，是吧。

解说：凭借他的刻苦钻研，陈景润在来数学所短短的几年中相继发表了《华林问题》、《给定区域内的整点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他的很多成果都填补或改进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林群：他吃饭时候是这样，他最后去，#最后去也没有菜了，他就拿两个馒头，几根咸菜，再打一壶开水，就走了，他不在里头吃饭，他把时间都省下来做工作。

杨乐：他一天到晚，他也不关心别的事情，他关心的就是他从事的课题的研究，我觉得这个跟他最终在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方面取得这样重要的成果，我觉得是很有关系的。

解说：1957年中国进入了政治上的多事之秋。195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号召“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并且，一开始就抓住了数学领域，批判“数学不能联系实际”。浓重的火药味立即弥漫原本宁静的数学所。当时，华罗庚和另一位数学家吴文俊被当作数学所的“大白旗”，受到集中批判。陈景润是华罗庚的门生，岳景中是吴文俊的弟子，在代数拓扑方面有很好的造诣。陈景润和岳景中成了数学所中“最顽固的小白旗”。“白旗”终归是要拔的，“大白旗”暂时不好动，“小白旗”则需要毫不留情的踢出数学所。1959年陈景润被调往大连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化学所，岳景中调往长春光机所。曾子墨：：一个搞数学的人，被调去搞化学和光机，目的很明确：放弃专业，堵死“白专道路”。陈景润在大连化学所干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后来他曾和别人偶然说起那段时间洗过不少瓶子。1961党内开始纠正极“左”政策路线。华罗庚积极活动把陈景润调回数学所。在长春光机所“改造”的另一个“小白旗”岳景中，再回到数学所后，被检查出患了鼻咽癌，经治疗无效英年早逝。

解说：华罗庚与陈景润的师生情谊，从那一封信开始贯穿了近半个世纪。华罗庚爱才惜才，百般呵护，陈景润不善言辞却总能与老师心心相印。文革期间，“四人帮”多次派人来找陈景润让他揭发华罗庚盗窃学术成果，他每次都断然拒绝，陈景润说，华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你们说的根本是没有的事。

1985年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期间，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陈景润当时的帕金森症已经非常严重，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6月21日，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陈景润让家人帮他穿好衣服，背他下楼。他坚持和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三个人一左一右驾着胳臂，后边一个人撑着腰。就是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整整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也哭了40分钟。对于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语言的人来说，这或许是最为真挚的情感表达方式了。

曾子墨：陈景润真正开始歌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是在1964年左右，当时，中科院绝大多数人都打起背包，去参加农村的“四清”了，陈景润因身体太差，得过肺结核，什么活都干不了。平时又给人一种不问政治的印象，于是，被留了下来。昔日乱哄哄的数学所突然一下安静了下来，他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隙，向这道数学难题发起了挑战。

解说：歌德巴赫猜想是一道困扰了全世界科学家两个多世纪的数学难题。在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伯尔特在国际数学会的演说中，就把哥德巴赫猜想看成是上世纪遗留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介绍给20世纪的数学家来解决。然而，它实在太难了，近70年来，世界数学界奋不顾身的攻坚者络绎不绝，中国科学家王元在1955年和1957年先后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3+4”和“2+3”；1962年，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分别独立证明了“1+5”；1963年，潘承洞又证明了“1+4”。

林群：华先生学生，王远、闵嗣鹤先生，潘承洞，潘承洞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都做哥德巴赫问题，那么这哥德巴赫问题就炒得很热，当时在国内炒得很热，

解说：1966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年5月，陈景润揣着一篇名为《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敲开了北大教授闵嗣鹤老师的家。陈景润对闵嗣鹤说自己证明了“1+2”，想请闵老师审阅他的论证。这是陈景润近三年的研究成果，论文成稿达到了200页。闵嗣鹤是中国近代数学，特别是数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人厚道正派，乐于助人确不求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