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的谈话
胡乔木的确当面对周扬谈了话，那是3月10日在周扬家中，在座的还有几个其他同志，我也在内。谈话开始时，周扬夫人苏灵扬拿了一个录音机来，被周扬阻止了。后来周扬曾表示后悔，说当时录音就好了。有的文章说有录音，这是不对的。但现场有两个人作了详细记录，一个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一个是我。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已在收进《忆周扬》一书的文章中说过了。这次谈话的态度和两天前给中宣部的电话那种严峻的口气很不相同。我得到的印象是:对周扬，胡乔木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的话，而且说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___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只是说讲话有一些“不够”或“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胡的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觉得这里没有分歧，而且周扬的讲话中也有这种内容，只是没有那么详尽;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竟是对周扬的一种批评。
卢文说到，“谈话中乔木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现将胡乔木那次谈话中涉及我的地方摘录如下: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其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论点。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马克思早期强调人，后期更强调社会。”
“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只讲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没有和马克思的整个观点相联系，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实际有不同的立场。不讲这个问题，单讲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人道主义，不容易使读者了解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这是在批评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若水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开头用了《共产党宣言》上的话，说人道主义是一个怪影。结尾说:'你是谁?''我是人。'这种套用就是说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起码是反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似乎中国思想界是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界。我不愿这样发挥，但是很难避免这种联想。这样一头一尾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
“若水同志如认为我的意见对，可以再写一篇文章。你写文章比我们容易。你的文章也有文采，生动，有逻辑力量。”
胡乔木对周扬很客气，我想他对我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对我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我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最使人奇怪的是，最后他希望周扬“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而在两天前给中宣部的电话中，他认为这篇讲话是根本无法修改好的。至于临别时胡乔木说他是受胡耀邦委托的话，我没有听见。
胡乔木对周扬讲话的反对态度，和他在三年前对汝信文章的赞扬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实际上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一样的。卢文说，以周扬的身份，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难道汝信的文章就没有这个问题吗?胡乔木为何又加以表扬和鼓励呢?也许胡乔木后来认为自己支持错了，要改正错误，那么他在授意汝信作检讨时，可曾作过自我批评?
党的文件中确实曾简单否定过人道主义，但那是毛泽东时代的事;至于当时的宣传，我不知道“口径”是什么，只知道这个问题正在报刊上讨论，中央并未干预。周扬发言的场合是学术报告会，他的讲话题目就是“探讨”。探讨和和宣传是有区别的。
风波是怎样变大的
周扬不愿意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去修改他的讲话，这可以理解。那意味着要大大扩充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的篇幅，这就将改变原文的重点，并破坏全文的结构。原文的主旨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纠正过去简单把人道主义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左”的观点，而胡乔木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是反右。人道主义问题只是周扬讲话的四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可能过分膨胀。但是，作为报纸的负责人，我们没有在发表前请示胡乔木是违反组织手续的(尽管胡乔木在这次谈话中并没有明确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他的确说过要修改)。秦川和我当时都承认了这个错误，作了检讨。我们的检讨只限于这一点。
我们只是在3月16日周扬讲话发表后，才知道胡乔木在3月8日给中宣部打的电话，也才获悉中宣部当时正在根据胡乔木的建议要周扬把文章修改后在《哲学研究》发表，为此还发生争吵。
看来在整个事件中，至少在初期，胡乔木是起主导作用的。卢之超的文章说，“胡乔木对这种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抓得很紧，不断打电话给邓力群和中宣部布置任务。邓力群可能认为自己对这样专门的哲学问题了解不深，独自的主张不多，但执行乔木的意见很坚决。”我想这大体符合事实。不过卢文又认为，“从当时情况看，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工作，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不引起较大震动的情况下逐步解决的”，矛盾之所以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是由于“王若水掌握着《人民日报》，急于要把他的或他所热烈拥护的观点公布于世，秦川则全力支持”，而周扬则“一时很难接受批评和意见”。卢文说的做工作，指的是延长会期，增加发言;还指中宣部召开会议，宣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开展正常的讨论。这里作者显然弄错了时间，因为这个会是在3月25日召开的，那时周扬讲话已经发表，而中宣部也已根据胡乔木的授意给中央打报告，要批评周扬和《人民日报》，并把王若水调走。采取这样的措施而又想不造成震动，要别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我“掌握”着《人民日报》，不对;《人民日报》是由党中央掌握的，总负责的有社长和总编辑，我只是分工管几个部门而已。有人断定王若水是千方百计利用周扬的威信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其实周扬在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时，我因事忙，还曾一再推托。当然周扬是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秦川和我也是同意的。发表周扬讲话，除了我们的责任以外，也因为胡乔木虽然强烈反对周扬的讲话，但又要在周扬和我们面前掩盖这一点，以致我们误以为“分歧不大”。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胡乔木3月8日的电话，知道胡乔木讲了“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为大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早在3月8日的新闻报道中，就预告了将全文发表周扬讲话，但是在从3月8日到3月15日的长达八天的时间中，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能发表。
我写了书面申辩
我在看到中宣部向中央的报告后，除了在会上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外，又在会后写了书面声辩，其中说:
“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件事过去也作过，为甚么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呢?我想是用什么来代替的问题。过去是代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现在是要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在国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而在我国家还是争论对象。乔木同志最近谈话，是一个中央领导人第一次肯定了这个口号，这就是我感到兴奋的缘故。乔木同志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说这个话的重要意义，而似乎认为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联系实际，向群众作宣传。乔木同志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说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讲可以，我们怎么敢讲?人家会说你是擅自解释，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拿我来说，在这以前只是想为人道主义辩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争得一个合法地位，还不敢拿到群众中去宣传。”
“'报告'还说:'不论作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我觉得，对周扬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的主观愿望都不作肯定，而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是很不妥当的。同时，所谓'势必在思想界引起混乱'，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推论，并没有客观的证据。稍作调查就知道，实际情况是这个报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况且，什么叫'混乱'呢?思想界对人道主义的看法，本来就不一致，并不是周文造成的。本来，周扬同志的报告使大家觉得清楚了，倒是后来四位同志的报告，引起了纷纷议论。当然，作为百家争鸣的体现，也可以这样作。但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为甚么恰恰要对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措施呢?为甚么偏偏去找不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同志去发言呢?”
“我觉得乔木同志3月8日的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周扬同志讲话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如乔木同志想的那样，那就应当主要处理周扬同志，而不是我，否则不符合党内生活准则。但是，首先要提出站得住的证据。单是3月8日的电话，是不能服人的。怀疑不能作为处理的根据。能不能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把整个事件的起因考虑一下，重新做出判断呢?如果连周扬同志都不受信任，广大知识分子会怎么想呢?”
这里我补充说一下:就当时形势看，过去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左”的流毒还很深，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口号只是刚刚提出来，在理论界还没有形成共识，更谈不上在群众中普及;即使有什么不妥当，也不妨展开自由讨论，怎么马上又要重复过去的政治批判呢?究竟是反人道主义的“左”的思想危害大，还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右的思想的危害大?更何况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只是胡乔木硬要给我们插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个标签而已。邓小平说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连续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可是对胡乔木来说，过去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宣传都没有问题，用不着检验，用不着反思，好象从“反右派”到“文革”这一系列惨剧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___而他还说自己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胡乔木质问:现在讲人道主义，目的何在?这问得很怪。他说我们是“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胡乔木批评别人“抽象地讲人道主义”，与此同时他却在抽象地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有不同模式的。胡乔木并没有说明他指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或后来邓小平所称的“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那种苏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怀疑，也充满优越性，那还要改革干什么?我们把重点放在价值观念的更新，胡乔木把重点放在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左”的一套。我们要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导到改变客观现实的实践，改革的实践;胡乔木则要求人民不要有任何抱怨和怀疑，要把任何改革的呼声都压下去。这就难怪胡乔木从1983年起的多次讲话中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那篇重头文章中，没有或极少谈改革开放。
|
编辑：
刘春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