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原本就因为蒋经国在报上骂过他而心存疙瘩，当白皮肤蓝眼睛的芬娜站在面前时，一时间便很难接受这个俄罗斯媳妇。蒋介石厌恶芬娜的国籍和出身，更厌恶她对中国礼数的一窍不通。当蒋经国扑通一声跪倒在蒋介石面前时，她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抱着爱伦在一边看着，直到丈夫喊她跪下，她才如梦初醒。几日后，蒋介石带儿子和媳妇祭祖，当蒋氏父子跪在蒋母坟茔跟前时，芬娜依然是在一边站立着。蒋介石礼拜完毕，回头看见媳妇在他身后的石阶上直立着，终于恼怒地责骂了芬娜，芬娜吓得哭出声来。

不过蒋介石还是在心里接纳了这个俄罗斯媳妇的，毕竟她出现在儿子窘迫的时候，并给予儿子许多温暖；而且她虽然是个俄国人，却具有中国妇女的温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芬娜和儿子已经有了可爱的孩子。蒋介石提出要芬娜入乡随俗，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并答应请老师教芬娜中文。同时，蒋介石还为芬娜更名改姓：从蒋家之姓，名字则叫“方良”，即方正贤良之意。在蒋介石看来，芬娜应该成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以传统妇女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在蒋经国生身母亲的要求下，蒋方良穿着蒋介石下令缝制的中国传统婚服与蒋经国在溪口举行了中国式的婚礼，这是她成为一个中国传统妇女的开始。

蒋经国不喜欢女人干政，认为那样会削弱男人的权力，这有可能是蒋经国从宋美龄身上得来的认识。事实上，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蒋方良也难以让自己扮演宋美龄那样的角色。因此，从正式进入蒋家的那天起，蒋方良便有意无意地对中国传统妇女产生了精神上的认同，在这种认同感的指引下，蒋方良努力以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来塑造自己在蒋家的形象。没跟丈夫来中国以前，生活上虽然不奢华，却很自由；西伯利亚虽然寒冷，却是生身之地。而今，远离家乡，故国只能出现在梦境中，置身在一个关系复杂、礼数繁多的大家庭，必须做事谨慎，说话小心，蒋方良将过去深埋在心。昔日的芬娜留在了故国，今日的蒋方良生活在公婆和丈夫的身后，低调而富于忍耐精神。

蒋方良由一位外国媳妇，努力使自己“中国化”，最后博得公公蒋中正的赞赏与疼爱，特别题字送给她当五十岁生日礼物。

刚到中国来，蒋方良不习惯吃中国菜，后来竟能做得一桌蒋介石老家的家乡菜，让蒋介石在讶异之后感到欣喜。蒋方良爱上了中国女人特有的穿着——旗袍，1941年夏天，蒋方良从赣南到重庆探望公婆，戴笠打听到她的爱好，特地请来裁缝给她做旗袍。蒋方良还很快学会了说中国话，一口带着宁波口音的中文说得甚至比丈夫还流利。到了重庆以后，蒋经国怕她在家寂寞，特地请名家教蒋方良书法和绘画，蒋方良研习颜真卿的拓片，几年下来练成一笔很纯熟的颜体字。蒋方良在绘画方面，专攻山水鸟兽与花卉，有内行认为，她在中国画方面的成就虽比不上宋美龄，但也应在中上程度，以一个外国女人的身份，能有这种水平，确实难能可贵。这时的蒋方良已经成为一个道地的中国女人了，“方良”两字也是名实相符。蒋介石对这个俄罗斯媳妇，由厌恶到称赞，他在责骂蒋经国时曾说过，蒋经国在苏联呆了十二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给他领回了这个俄罗斯媳妇。

面对“第三者”

1938年春天，蒋经国受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邀，赴江西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一年后，赴江西最边远的赣南，任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独当一面，在赣南大显身手。蒋方良则在赣南办起了孤儿院，生活忙碌而又充实，这可能是蒋方良来到中国后、一直到她在台北逝世，漫长的人生中最有活力的一段时光。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蒋方良终于发现丈夫身边有了“第三者”。

这是一个名叫章亚若的年轻女子。章亚若是南昌人，日本人占领南昌后，其父变卖家产，举家逃往赣州，在逃难时父亲走散，章亚若便和母亲来到赣州，生活艰难，后来她向蒋经国写了封求职信，进了专员公署做蒋经国的秘书。章亚若端庄清秀，聪颖大方，富于文才，深得蒋经国器重。一段时间以后，赣南便开始流传起蒋经国的风流韵事了，这时蒋方良可能也隐隐感觉到了，只是她还不大相信，相反在章亚若到蒋经国的官邸做客时，她对章的印象还很不错。章亚若会唱京戏，而蒋方良对京戏也有兴趣，章亚若便时常出入蒋经国的官邸，教蒋方良唱京戏，同时得以与蒋经国接近。

蒋方良终于觉察到丈夫与章亚若的暧昧关系，这时她明确意识到了她与丈夫之间的感情危机。问题的严重性似乎一下子凸现在她的面前，丈夫与章亚若的感情越来越深，她能把丈夫从情人的怀抱里拉过来吗？章亚若会取她而代之吗？蒋方良的心里有着深深的担忧，她回想起，刚来到中国时，她和丈夫先去拜会了宋美龄，接着在溪口又见到了蒋经国的生身母亲毛福梅，那时毛福梅已经被蒋介石冷落，取而代之的则是精干有为的宋美龄。蒋方良从毛福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陷入了不安和恐慌之中。虽然有着满腹的委屈，蒋方良却并没有大吵大闹，她在这个时候想到，不管怎样要珍惜与丈夫在患难中结下的情谊，要维护丈夫在赣南的威望和声名。她早已学会了克制和忍耐，而将委屈深埋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