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写巨著支持抗战 因毛泽东一篇檄文离开大陆

核心提示：朗朗的读经声像是百年的文化穿越，更是延续钱穆先生传承中华文化的点点香火，位于台北外双溪的钱穆故居是钱穆晚年在台北的安身之地，也是当年蒋介石为礼遇钱穆所兴建的招待所，现在这里改为纪念馆定期举办儿童读经班。

凤凰卫视4月1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楠：朗朗的读经声像是百年的文化穿越，更是延续钱穆先生传承中华文化的点点香火，位于台北外双溪的钱穆故居是钱穆晚年在台北的安身之地，也是当年蒋介石为礼遇钱穆所兴建的招待所，现在这里改为纪念馆定期举办儿童读经班，钱穆以无锡老家素书堂为名取名素书楼，以缅怀母亲的再造之恩。

解说：钱穆家族世居在无锡延祥乡七房桥五世同堂大宅，素书堂就在大宅的第三进，大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毁于祝融。地方政府在2013年于旧址上重建，重新恢复了当时的旧貌。

钱煜（钱穆侄孙）：我们的老祖宗叫钱正德，在元末明初到这里来造了七开间七进，一共七栋房子，因为他有七个儿子，所以造了七栋房子一排，我们这个五世同堂是其中的一个。

解说：同时恢复旧貌的还有怀海义庄，以“救灾周急，恤孤矜寡，排难解纷，兴学育才”为宗旨，钱穆诞生于1895年正是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之年，他的一生先天下之忧而忧，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相始终。钱穆幼年失怙，十二岁时父亲就过世，家道中落，赖义庄之抚恤始得以就学。钱穆就是这片文化深厚的江南土地孕育出来的儒者，九年的学校教育博闻强记，屡获跳级，十八年的乡教生涯开讲论语、国学，教学相长，浸淫旧典，西潮东渐，他也不错过任何一期的《新青年》，更翻遍严复翻译的西洋著作。

钱穆以一篇文章打动顾颉刚 从中学教师跻身大学士林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我们后来人总把钱穆当成是传统的保守的学者，但是事实上忘了钱穆受西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也是很深的，而且他读过很多的译本。钱穆并密切关注北方学术重镇的学术潮流，王汎森以“预流”形容钱穆对主流学术的参与，钱穆在中学任教时，着手撰述《先秦诸子系年》，考证先秦时期诸子的生卒年份及相关重要历史的发生时间，他独到缜密的考据终获当时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同乡顾颉刚的赏识。北大五三级历史系毕业的顾德融是顾颉刚的侄子，他回顾了这段伯乐识良驹的知遇。

顾德融（无锡江南大学前教授）：钱穆先生把他的《先秦诸子系年》这个文章给了我伯父（顾颉刚》看，我伯父看了以后就对钱穆先生说你不应该在中小学教书，你应该到大学去教书。

解说：在顾颉刚的引荐下，受聘燕京大学是钱穆跻身大学士林的初试啼声，但他与燕大教会学校的洋派作风格格不入，只留下未名湖畔匆匆一年的背影。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主编的燕京学报向他邀稿，他更以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在北方学界一鸣惊人。北大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学风自由百家争鸣。

王汎森：钱穆、胡适、傅斯年等等一大群人都是这个时候成群来的灿烂群星，他们的出身不相同，他们教育也不相同，他们的思想主张也不相同，可是同时都是耀眼的明星。

解说：钱穆以一个高中教师跻身北大学林可谓空前。

戴景贤（台湾中山大学教授）：钱先生成为北大的名教授是因为他开课的关系，这个开课中间有几门课，一个是通史，另外一个就是秦汉史，还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解说：钱穆虽一口无锡乡音，但与胡适都以演说见长，引经据典，又说又演，在当时的北大有“北胡南钱”之说话，顾德融在北大的同事就曾亲历钱穆的课堂洗礼。

顾德融：听我北大的同事讲，他（钱穆）的效果，他的讲课效果可能要超过了胡适。

解说：钱穆与胡适、傅斯年早期的交往维持着和而不同，却相互尊重的关系。

王汎森：钱穆虽然跟胡适跟傅斯年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论敌，其实一开始有一段时间是互相欣赏的。

抗战时期钱穆不忘报国 写出《国史大纲》献给百万将士

解说：抗战爆发，钱穆随北大南迁，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仍然讲授《中国通史》，不过八年的流亡生活却激起了他书生报国的胸襟。

唐端正（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有一次聚会，是欢送冯友兰还是怎么样，冯友兰勉励学生要做一个世界人，钱先生当时继续讲话的时候，就告诉学生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一个中国人，你要先做一个中国人才能做世界人。

解说：在对日抗战最激烈的当下，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秋，钱穆利用授课之暇在云南的乡下振笔挥毫，写下了中华民族千年的兴亡递演，他怀着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推出了巨著《国史大纲》，这是他为国族续命的文化宣言，他在扉页上更将此书奉献给战场上牺牲的百万将士，在著名的引论中更强调不应对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更不应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给古人。

傅可畅（台湾东吴大学前教授）：当他写出了像《国史大纲》，那是他的学术生命的一个重大转折，乃至于前面引论的这一篇这么旗帜鲜明的等于是一个文化宣言的文章之后，傅先生跟胡适先生所代表的那一个他们的理想的学术的道路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转变，所以他们以后就渐行渐远，乃至于形同陌路。

解说：钱穆的引论意有所指，自此与傅斯年领衔的新考证学派分道扬镳。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暂代胡适的校长职，主持复校事宜，原北大教职多恢复原职，钱穆却未见复员名单中。1948年国府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钱穆更成为这次选举的最大遗珠。钱穆最后落脚家乡无锡，这一年寓居苏州的藕园，这是钱穆生命中难得与家人共处的时光，与子女长期的聚少离多，以致在子女的心目中除了岸伟的严父背影外，始终难以描摹出具体的父亲形象。

钱逊（钱穆三子）：抗战以后，他回到苏州，他在无锡江南大学教书，主要时间他也还在无锡，也就是周末回到家，我印象就是说他在家里大部分时间就在书房，但他书房我们是不敢进去的，我们也小，是吧，我们倒也不吵闹，但是我们对他当然有一种很敬畏的一种感觉。

解说：这时国共内战延烧至学术圈，钱穆的独立立场终被毛泽东点名。1949年8月一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社论，钱穆沦为文化战犯，这篇檄文不仅加深了钱穆与子女的疏离，他更面临出走大陆的抉择。钱穆两手空无一物，踽踽独行，最后选择了殖民地香港，建立他传播中国文化的堡垒，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前院长金耀基形容在那个关键年代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少见的文化大迁移。

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飘零就是离开了中原土地，中国文化是中原大地，是大陆，向四面去飘散，从中原文化一直到台湾到香港这个组成，新亚书院就在那时候出来，是可以这么讲。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历史的意义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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