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严复

    严复悖论：为什么牛不能像马跑得那么快？

严复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有机论”者，他认为，无论是西方工业文明还是中国传统社会，都和生物体一样，是一个自成体系、协同运作的组织。西方文明中的商品经济、契约精神，代议政治，个人主义价值观等因素，互为表里、相互配合，促成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而中国文化中的小农经济、纲常伦理、官本位、中央集权体制等因子，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繁衍历史与路径。

在谈到中国传统社会能否照搬西方文明制度时，严复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若想使一头牛跑得像马一样快，就给牛接上了马蹄子，但牛还是跑不快；因为马蹄子需要骨骼结构带动，于是把马的骨架搬到牛身上，但依旧无效；因为马的骨架又需要肌肉系统带动，肌肉系统又需要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做支撑。最后除非把一头牛完全改造成一匹马，想要牛跑快根本不可能。但把马的全部嫁接到牛身上，又使得牛的存在失去了意义而且根本不可行。

    现实困顿：改革总在急不得与等不得之间纠结

清末以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关激进与保守的争论从未断绝，改革与革命赛跑，同时现实又是在急不得与等不得之间纠结。主张渐进改革者，强调改革的方式和幅度，必须得充分考虑到中国现实条件的制约，否则只会引来无法挽回的动荡；而激进的改革论者，始终强调刻不容缓的现实危机，并将其作为全面、大幅度变革的现实依据，警告拖延必导致全线崩溃的危险。

严复留学英国，受到了英国保守主义的洗礼，看到了英国政权平稳过渡的好处，因此更看好的是英式君主立宪政体。同时他特别反对残酷血腥的暴力革命，并不认同通过流血革命取得的法国共和政体。中国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民族，决不可能通过简单的移植西方制度，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首先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威权政治领导下的渐进改革。

    渐进改革：严复对于政治强人袁世凯充满幻想

严复认为激进派“其近弥骤，其途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是危险之举。他主张法家式的强人威权改革。当袁世凯以其强大的军事后盾和铁腕手段镇压了议会民主派，稳定了社会政治秩序，在严复看来，袁世凯俨然成为了实行威权政治的不二人选。严复对于袁世凯的态度亦从由保持距离到刻意疏远再到靠拢支持，进而加入筹安会，拥戴袁氏称帝。

但是，袁世凯又恰恰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政治野心家，他以其手握重兵为后盾，取得权利后，无心向民主政治过渡，力图恢复到传统专制政体的路。改革无望，幻想破灭，晚年的严复日渐消沉悲观，年老体衰不复当年风发意气，只得在好友信札中吐露历史忧思：“百般思量，总觉得二三十年中，无天平希望。”而事实上，要想实现严复对于威权转型的希望，还要再等两个“二三十年”，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严复

    李光耀：秩序比自由优先，民富国强才是硬道理

二战以后直到80年代，在拉美、亚洲等地区，威权改革已经成为后发国家转型的主要模式。例如六七十年代通过政变上台的拉丁美洲国家军政府，朴正熙统治时期的韩国，马科斯统治的菲律宾和苏哈托上台后的印尼，斯大林后的苏联、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以及被国人抱有浓厚兴趣的新加坡。

作为新加坡经验孜孜不倦的宣讲者，政治强人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经验的概括，强调的是人口比民主重要，秩序比自由优先。一个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强大且优良的政府，划定目标，并领导人民努力迈进，远远比什么民主制度来得重要。

    邓小平：我就是新权威主义者，但这个词不好

文革十年，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执政精英受尽波折，历史以荒诞而且痛苦的方式深刻的教育了他们，使他们从乌托邦幻梦中清醒，转变成坚定的改革者。他们利用在体制内长期积累的威望，根据丰富的政治阅历和经验，通过继承体制所留下的无远弗届的政治资源动员能力，强力告别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

80年代，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者萧功秦提出了“新权威主义”，主张后发的非西方国家要想走向现代化，政权内部往往需要政治军事强人自上而下的推行威权政治，为了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国家陷入失控局面，民主只能在以后再搞。有人向邓小平汇报，介绍当时流行于知识分子间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讨论，邓小平脱口而出：“我就是新权威主义者。不过这个词不好，要换一个。

地广民稠，欲免于强豪之暴横，势欲求治，不得不集最大之威权，以付诸一人之手，使镇抚之。此其为危制，而非长治久安之局固也。——严复

    内生弊病：威权转型的危害不容忽视

尽管威权改革能够避免社会动荡，实现经济快速腾飞，但在民主人士、或发达政治体看来，威权政府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有其内生的弊病和危害。例如对于个体权利的体制性忽视，对于外部变化应付乏力，权利交割往往引发官场震荡，因监督制衡机制欠缺腐败横生等等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已逾30年，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公民社会组织没有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成长，强势且庞大的行政官僚缺乏体制内外强有力的权力监督，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之间，职能部门之间，权力与商业之间，相互勾结共谋利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隐患。

    严复式渐进改革幻想会否再次落空？

现代政治理论普遍认为，统治的合法性源自于人民授权，人民只有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政治人物才会具有治理的权威。因此，人民授权是个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把威权统治的合法性解释为经济的增长以及由此给人民带来的实惠，那么一旦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衰退，威权政治的合法性是否会因此丧失？

况且，从现实层面考虑，政治强人一旦掌权，该怎么保证其变革方式具有现代民主的导向？即便政治强人有现代化变革的良好意愿，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政治强人具有变革的能力和技巧呢？如何避免严复对于威权转型美好愿景的再次落空，尤为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