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致力废除终身制 让年轻人走上舞台

许戈辉：父亲在这个院子里生活的这20年，应该说从国内的环境来讲是越来越稳定，经济越来越好。那他呢？他在你们的印象中是越来越忙了？还是越来越轻松了？

邓榕：应该是从这20年是越来越轻松了，因为从他1978年复出，正式复出以后吧，他就一直在致力于建立退休制度。废除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所以他也一直是要自己不做第一把手，而让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走上政治的舞台。

邓榕：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就说你父亲到1989年退休了以后，他的生活就有很大的改变，他能够适应这种退休的生活吗？我说这个是你们还是不太了解邓小平。其实在这之前，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中间，他已经开始过一种，基本上算一种半退休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了。

曾经有一个外宾问他，说小平先生你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的？那么我父亲回答的就是说“我一天只办两个小时的公，只工作两个小时”。这个外宾以为他听错了，说你怎么可能只工作两个小时呢？其实，当然我父亲，你说他在思考问题这个时间很长，真正看文件的时间，可能一天也就是两个小时。所以他这种半退休的状况，他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89年他完成他的心愿，就是实现了他的完全退休，那当然在退休以后，他就完全过着一个退休老人的一个（生活），他期望过一个平民式的退休老人的生活。

许戈辉：那他在退休之后，最关心的都有哪些问题呢？

邓楠：还是国家。

邓榕：其实他还是国家，我大姐说得对。

邓楠：我想他退休之后最关心什么事情？从他那个1992年的那个南方谈话就可以看出来。

许戈辉：1992年南巡的时候，你们谁陪着去的？

一起：都去了。

许戈辉：也都跟着去了？

邓楠：我们家的，我父亲说了，哎呀，就是我啊，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有一点儿特殊化，就是我出来的时候要把我这个家都给带去。

邓榕：他说我们家人多，我是带着一群蝗虫来了。

邓楠：他说这是我的这个特殊化，就有这么一点特殊化。

解说：1992年1月，像往年一样，邓小平带领全家人一起去了南方。

邓榕：他就是从北京出发以后一到了武汉，我们谁也没料到，他一到了武汉，他就开始就讲一些，对武汉单位同志讲过一些话，意思就是要他们抓紧时间来加速发展，同时要克服这个？

邓楠：反对形式主义。

邓榕：反对形式主义，讲了这样的内容。后来这个，呦，我说糟糕，我这个都没记录，上了火车以后赶紧把他那讲话补记的。那么到了广东以后，他一下火车，那么当地的同志就说安排他休息，因为当时说了去休息的，没有说去工作，我们也不知道。走之前他也没有说，也没有说要讲话，也没有说他希望想谈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去了以后我们就都很放松，这样陪着他去休息。结果到了宾馆以后，他就说我们看看吧，出去走一走吧，他到那就坐不住了。

邓榕：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断地开始谈话，开始讲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他所讲的东西是在1989年以后，特别是经过了1989年，我们平息我们中国的国内的我们当时的政治风波。那么后来国际上又发生了一些很多的变化以后，他有很多的思考，也有很多很成熟的想法。那么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愿望，要在这个时候把它讲出来，正好这个时候到了南方，看见南方当时的那个欣欣向荣的，那种发展的局面。同时看到地方上的一些同志们，对发展、改革的，继续大踏步地发展，改革的这种迫切的愿望和要求。这时候，所以他就，促使他更加地想把他的这些所想到的这些东西，要表达出来。

邓小平92南巡：穷了几千年 是时候了

邓小平：科学工作者出把力，摆脱被别人欺负的局面。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中国这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榕（邓小平三女儿）：所以他从此以后就不断地在讲，不断地在讲。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录，也没带纸也没带笔，没有想，他从来不讲话。临时问服务员要一张餐巾纸，要一个笔，就服务员那个记帐那个，写帐单的那种笔，赶紧就在餐巾纸上记录。录音机也没有，当时就是临时跑到香港去，买了一个录音机回来，才给他录的音。南巡讲话的整个的录音，是到香港去买了一个录音机。

许戈辉：还有这么一个情节。

邓榕（邓小平三女儿）：还有这么一个情节。

邓小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好多年了，几百年了，我们才多长时间？我们尤其是耽误了几十年了，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完全不同，再耽误不得了。

邓榕：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最光辉的一盏灯

邓榕：我觉得我父亲，他当时是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强烈诉说的那种愿望，可以看到他眼神，急切的、热切的那种眼神。同时呢，他也知道他这次讲话，将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效应。所以他也高度重视来把他的这个讲话，就是总结他这个讲话，形成文字。

到了上海以后，他就开始整理他这个南方谈话了。就是我们给他整理了讲话稿以后，然后他就亲自看，然后就找这些中央的这些笔杆子，一些理论专家来帮他再进一步地整理。

那么一直到回到北京以后，一直在整理这个的过程中间，因为他还不断地在讲话，他还不断地有一些思考，在整理的过程中间，他还有一些新的思考。还在不断地完善他这次整个南方谈话的内容，就是整个继续完善他这个南方谈话，所以在谈话的过程中间和谈话之后，整个形成这个文件的过程中间，他都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

我觉得他是在用一个88岁高龄的老年人，用他的政治智慧在点亮着一盏灯，这可能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一盏灯，可是应该说这是他生命之中最光辉的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