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向关东军报告了张学良通过铁路运输弹药装备入关的记录，奉军留在东北的军力被准确推算得出。

9月17日，土肥原回到东京，制造了不在场证据。而九一八当天，离张学良率12万大军离开东北，刚好整整一年，这一天，蒋介石正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前往南昌督剿红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发表声泪俱下的演讲，请国联主持公道。而拒绝撤军的日军深入东北，4个月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而土肥原贤二却已就任奉天市市长。

在日后东京审判中，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都令中国检察官头疼，因为两人都是躲在诸多阴谋背后的影子，但在此时的中国上海，传奇的川岛芳子却将走上前台，闪亮登场。

市府秘书被收买 上海情报全数被盗

曾子墨：1932年1月７日，九一八事变四个月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对日本侵占东北发表"不承认主义"，而就在第二天，英国政府便迫不及待的要求日本开放东北门户，在竞相阐释"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名言中，各方焦点聚集到了东北。

1932年2月3日，国联派出的九一八事变调查团由法国勒哈弗尔港出发，直到41天后才抵达中国，在上海见到了蒋介石。在此之前，调查团已经在日本拜会了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当抵达事件的发生地沈阳时，已是4月21日。在此两个多月间，上海爆发了一场战争，东北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

解说：1932年3月9日，溥仪从容的沐猴而冠，在英美各国鳄鱼般的目光中，日本完成了在版图上肢解中国的第一个重要步骤。鲜有人知的是，东北的从容淡定注定与上海的那一场动乱息息相关。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曹振威：在上海挑起事情，实际上是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个决策，他们认为只有在上海挑起一场假战争，把西方列强的视线转移到上海来，他们才可以在满洲实施下一步的计划，也就是说，要把溥仪搞到东北去，成立一个满洲国。

解说：动荡不安的上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对情侣制造的。1932年，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这两个名字与上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两年前，陆军少佐田中隆吉，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辅佐官的身份，在上海就职。当年，上海市长俞鸿钧准备搬迁市政府，在整理情报档案时才发现档案夹里只剩下一张张白纸，正是田中隆吉收买了市府秘书王长春，干下这偷天换日的勾当。

1931年，在三井物产的元旦招待会上，风度翩翩田中隆吉结识了一身中式旗袍，却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川岛芳子。这位怀揣生父肃亲王复辟之志的前清格格，给田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她作为一个难以忘怀的女性，成为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川岛芳子授意日本僧人 袭击上海工厂

就在酒会后的几天，田中隆吉收到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支付的20000日元的活动经费。

紧接着，平素从不吃斋念佛的川岛芳子突然与和尚打起了交道，在几位日宗莲支派僧人眼中，川岛是一个慷慨的施主。

自从日本完成对东北的控制，抵制日货的风潮在上海一浪高过一浪，上海三友毛巾厂的声音显得尤为响亮。

三友实业社创办人陈万运之孙陈中捷：应该说那时候，在整个社会上，都已经有抗日的这种风气，这种国人的情绪，所以在南京路等等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爱国的运动，那么我爷爷本来也就在这方面，有这方面的思想，所以也就是厂子里发起了一个抗日义勇军的队伍。

解说：主打生产"三角牌"毛巾的纺织厂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老板陈万运亲任抗日义勇军大队长，每天上班之前大呼抗日口号。而西邻的日商东华纺织厂更是将三友视为眼中钉。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曹振威：东华纺织厂也生产毛巾，他是生产铁锚牌毛巾，原来在上海也有一定的销量，但是等到三角牌毛巾上市以后，大家很多人都去买三角牌了，他铁锚牌的毛巾销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解说：1932年1月18日，在上海最寒冷的时候，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以举行"寒中修行"的名义，在三友毛巾厂门口敲鼓击钟，来回念经，时而窥视厂内，时而向厂内投掷石块，其诡异的抗议行径引起厂内义勇军工人的注意，义勇军成员立即跟踪盘查。僧人见工人们尾随而来，便开始逃窜，当逃到马玉山路附近时，三友工人将之拦截。此时，忽然冲出一批打手混入义勇军中，对天崎启升等人用石块猛砸猛打。日僧一死二伤。

做了替死鬼的日本和尚没有料到，慷慨的女施主在对付中国人之外，还会对日本同胞暗下杀手，他们不知道，女施主身后还另有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