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期，如何评价80年代思想解放与启蒙？而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有哪些特点？反映哪些深层含义？著名学者金观涛做客《听风录》，深入分析近30年来中国思想启蒙的发展历程与困惑。

邱震海：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中华民族经济、社会乃至思想和文化史上一个极其多元和精彩的瞬间，未来一定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一个足够的历史地位。80年代过了之后是90年代，我想这个过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渡，而是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那么90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解说：与80年代相比，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中国经济更为迅速发展的10年，然而却是在精神和思想领域里相对沉静、乃至迷茫的10年。除了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圈子里进行过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以及在民间逐渐蔓延的民族主义思潮外，90年代的10年里，几乎没有在思想领域里掀起过多少涟漪。

与此同时，文化和学术开始变得日趋缺乏思想和丧失批判精神，学术腐败、道德危机开始出现并逐渐壮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与80年代相比，正在逐渐形成，但80年代的公共空间似已不在，知识分子也从社会的中心重新返回到社会的边缘。

邱震海：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人人都知道，其中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我想客观的原因我们先摆在一边，我们先看看主观原因。曾经担当了第二次启蒙运动，以您的话来说，启蒙运动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集体沉默了，您觉得从主观原因上来说，是什么？

90年代：知识界可以集体沉默？

金观涛：关于90年代对80年代，它是经过反思跟批评的，有一种经常见的批评，认为80年代是个思想过于空泛，没有很扎实的学术根基，而90年代是个思想退潮，是学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90年代：思想退潮学术主导？

金观涛：我对这种看法是颇不同意的，我认为80年代时间并不长，作为一次思想运动来说，它不仅影响深远，而且是有很丰硕的成果的，很难讲这个80年代的这个思想是空泛的，因为这个从思想转到学术，本来就是要有一个时间的。

思想退潮：中国文化深层原因

金观涛：相反我认为，整个90年代由于我认为一方面是对80年代错误的评价，把那些思想都看为空泛的，然后，就产生了一个，人们就把它称为有比较空的思想，转为具体的学术，我认为这还是个表面现象，我认为这里面背后有很深的中国文化本身的原因。

邱震海：那中国文化本身的原因是什么？

金观涛：因为如果我们把80年代定论为中国思想解放跟启蒙时代的话，那么我可以把90年代一方面看成是经济的发展，在思想上我们看到，当时看到的像专业化，具体化。其实我把它定义为所谓中国是自由主义可能出现的时代，我们一讲自由主义就想到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我绝对中国是有一个，中国本身是“五四”以后，它是有中国式自由主义传统的，而且这个传统是跟清代的考据，是连在一起的。

知识分子沉入细节和专业问题

金观涛：中国式自由主义有什么特点？就是知识分子沉入到细的问题中去了，沉到细的考虑中去了，而忘记更大的、更普遍的问题，认为大的、普遍的道理、普遍的思想是空泛的，是没有意义的。

思想转换学术启蒙精神失落

我认为这个想法在中国是有传统的，90年代如果说我们一想到，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思想本身来找原因的话，是因为可以讲，是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兴起过程，一个考据兴起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思想转化学术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启蒙精神深入的过程。

邱震海：您刚才谈到中国式知识分子是不是从近代，从这个世纪开始，从胡适开始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

注重细微考证忽略宏观问题

金观涛：实际上我们要追溯中国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源头的话，不仅要追溯到胡适，还要追溯到清代的像考据学戴震。我们知道胡适就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他就把戴震视为中国科学哲学，也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哲学的源头。实际上就是胡适发现的他的思想方法，就是只重具体的，而否定普遍的道理，这个思想方法跟戴震是很相像的，所以我想这里面，90年代的这个思想的思路，也是有中国传统方面的因素。

如何看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承担？

邱震海：但是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升值结构当中，我们可以无可避免，除了儒家哲学，无论是过去几千年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对社会、对民族的一种道义。当然这种道义某种程度上跟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学而优则仕，但不可否认，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以天下为己任，包括以前李大钊也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等，您又怎么看您刚才所批评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那种过于的专注细节，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当中对社会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之间的这种关系？

金观涛：刚才我讲的中国传统的所谓从戴震开始，一直到胡适，一直到近代中国式自由主义，它也是，它的基本思想模式也是儒学里面的一支，儒学里面是有以天下为己任，是有对普遍的道义，对道德的关注。但我们知道，像戴震对于儒学的批评，就是说他认为没有抽象的道理，只有具体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