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如何评估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发展观如何演进？中国怎样保持可持续发展？中国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做客，深度探讨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引起全世界的侧目，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在发展模式上到底经历了哪些探索的过程，期间又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未来中国如何保持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尤其是面对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种种疑虑，中国在如何发展模式上既体现一个对内和对外的大国责任，同时又能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面对中国、西方，乃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我想这是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30年改革：中国发展模式反思

解说：三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持续高增长，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记录，中国三十年的发展道路给世界带来了新的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一个原先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为什么能够在三十年里迅速崛起。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给中国自己带来了许多思索，作为一个正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上转型的国家，中国未来如何才能维持一个可持续的增长。

如果我们将当代中国争取现代化的努力从1949年算起，那么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建国六十年还是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都留下了许多可供人们总结和思索的空间，那就是如何寻找一个既适合中国，并符合人类共同规律，同时又能规避人类现代化道路上所走过弯路的发展观，建国六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到底在发展观上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邱震海：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中国著名的国情专家胡鞍钢先生。

解说：胡鞍钢，生于辽宁省鞍山市。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学博士，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教授和客座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教授是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学术领军人物之一，也是中国学术界思想活跃，成果显著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学术界和公共政策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他前瞻性的提出了若干重大发展与改革建议，1990年提出开发人力资源应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1998年提出创造就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政府应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解决民生；2000年提出协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等等，这些重大政策建议先后被中央政府所采纳。

2000年胡教授创办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出版国情报告，提供及时和高质量的决策知识和资讯，参与多项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

邱震海：谈到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我们知道您是研究中国国情方面的专家，过去三十年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崛起，经济高速增长这都是我们毋庸讳言的一个事实，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奥妙到底是什么？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妙

邱震海：有人说这里面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到后来的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许多国家也没有像中国那么快的一个经济发展，从经济学的模式上来看，您觉得里面的奥妙是什么？

胡鞍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也好，还是其他学科的角度也好，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个创新。当然这个创新包括四个方面，一个就是理论创新。实际上在经济学上最近也出现一种模型，叫做艾迪斯模型，它实际上是认为艾迪斯也是有助于整个经济增长的。

第二来看就是市场创新，因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但是由于过去没有有效的发展政策，所以说这个市场被压抑了。一旦进入到经济起飞过程以后，市场创新是不断出现的。

第三个我们说所谓的制度创新，实际上就是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它并不是一类或者一种创新，它是多种互补性的制度创新，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技术创新了。

那么这四个方面的创新都引起了我称之为国家生命周期中的崛起期，或者说成迅速成长时期。这也从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可以持续的保持高的增长。

邱震海：但是现在许多西方所谓的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在评论的时候，认为中国所有的这些刚才你说的这四个因素发展模式似乎违背了过去西方主流的经济模式。那么有的人就把它称之为中国一种模式是“经济上的自由，加上政治上的压制”，你怎么看这一点？

西方学者错误理解中国模式

胡鞍钢：对这样的一个评说，实际上不大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实际上来讲，如果讲究所谓的大民主，其实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当时毛泽东也是出于好的愿望，希望通过无产阶级大民主，对所谓官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遏制。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演变为天下大乱，而且是越来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