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独家稿件 转载需经凤凰网授权
《震海听风录》节目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播出
首播时间：（周三）20：15－21：00
重播时间：（周四）03：15－04：00，14：15－15：00
就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炮轰中国文坛的同时，中国文学批评家朱大可批评中国文坛空心化，成为庞大的垃圾厂。朱大可被视为中国文坛批判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80年代曾因挑战谢晋电影模式，而蜚声海外。几年前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朱大可选择与文学离婚，因为文学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他的期望。他称自己是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邱震海：您把中国当代文坛称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工厂，您的依据标准是什么？是社会道义上的标准吗，还是艺术上的标准。
朱大可：是双重标准，两个标准都是。这两个标准都不具备，不过我很同情顾彬的遭遇，顾彬实际上是被误解了。我也是被误解得很厉害，我说他是庞大的垃圾制造厂，我说是文坛，但不是文学，有很多人指责我对文学的诋毁，实际上我是痛爱文学才会有这样的言论。
邱震海：好，您刚才说到，您说双重标准，既是道义上的标准，同时也是艺术上的标准。那么您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最大的缺陷是什么？文坛不是文学。
朱大可：这两个问题都存在，一，他没有你们讲得公共良知，公共精神，文学正在逐步衰退。第二，语言的衰退特别严重。我不太同意顾彬先生说的，中国文学，白话文的最高峰是在49年以前，我恰恰认为在80年代出现过像《孩子》，甚至在今天都有非常杰出的诗人，可是他们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完全被这些垃圾所遮蔽。他们是沉默在水底，完全不被关注。
邱震海：好，你不断使用垃圾这个词，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中国文坛有许许多多的垃圾，原因到底是什么？
朱大可：我同意刚才顾彬说的，就是中国人内心精神不够强大，受外在的影响过多，他们没有内心极度的对文学的那种，把它作为终极价值的追求。
邱震海：其实很多人把所谓49年以后归咎成某种体制上的，您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他自己内心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承担感觉，作家应该对自己有一种什么样的要求？
朱大可：毫无疑问，作家首先人格应该是非常独立的。但是中国作家的人格独立性，49年以后基本上是丧失掉了。所以是一个外在力量的依附品，不管是描述，进行哪一方面的探究，不管是一些散文也好，诗歌也好，几乎所有的文学基本上丧失了我，丧失了那个小我，所以到了文革之后，或者说文革中间那个朦胧期开始，才慢慢开始有了对于我的重新认识，这个所谓小我。
邱震海：您说到小我和大我。其实30年前，舒婷、北岛朦胧诗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如果比较当时作家或者诗人对于自己内心的回归，跟今天80后的作家以及其他的所有的，他们对于内心的回归，你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异同点？
朱大可：有区别，那个我还有一个大我罩着他。就是我，这是他的这一边，我是一棵小草，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很庞大的大我，一个超级大我，是祖国，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那个东西没有了。
邱震海：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了，但是作家是不是非要那个大我罩着小我不可。您不觉得把一个大我罩在小我身上反而会造成作家身上被您称为独立性的东西吗？
朱大可：对，看你怎么罩。你跟他对话还是在他之下，成为他的奴隶，这是不一样的。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