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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说起中国文学，我们许多人都读过鲁迅、矛盾、巴金和郭沫若，但仔细想想，我们只是读过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年代里，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像鲁迅、矛盾、巴金和郭沫若这样伟大的作家。甚至我们连30年前的《伤痕》、《班主任》、《人爱人》这样的作品也没有。当然这对我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但是直到德汉学家顾彬开始炮轰中国文坛，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去年年底，德国波恩大学教授汉学家顾彬一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文坛引发轩然大波，他不客气的说，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说话。但中国却没有，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没有批判精神，像鲁迅这样有代表性的作家已经绝迹。他说不要老说是外在的条件不允许我，如果一个作家是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应该和以前的林语堂和鲁迅一样说话。
顾彬：没有什么作家能够跟49年之前的作家比
邱震海：您去年炮轰中国文坛，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响啊。首先我想问一下，您批评中国文坛是垃圾，依据的标准是什么？是社会道义上的标准呢还是文学艺术水平上的标准。
顾彬：在这个方面上有好多误解，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从来没有。这个消息是某一报纸自己编辑的。当时我说过，有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一些。另外呢，中国现在有了不起的诗人，他们能够跟世界诗人比，没问题。如果你问我那个标准的话，那我有三个标准，一个是语言，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另外我是从49年以前的文学来看49年以后的文学。发现49年以后，除了诗人以外，没有什么作家能够跟49年之前的作家比。
邱震海：好，您说到49年以前，这可能是一个划分线，认为49年以后，中国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顾彬：49年以后好像作家他们都觉得内容不是他们唯一的最重要的对象，他们经常从内容从政治上来看文学。但是从我这儿来看，一个作家唯一的，最重要的对象是他的语言。49年以后如果我们是从49年以后试着来看这个问题的话，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水平不是高的，如果我们跟49年以前，钱钟书、老舍、鲁迅比较的话。
邱震海：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如果纯粹从语言上来，似乎49年以后中国作家语言水平严重下降，也不光是政治上的原因。我记得您跟德国之声，你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候说过，希望中国的作家不要把一切归咎于外在的条件，不要把一切归罪于中国的政治条件。您认为一个作家，能不能彻底的做到不把一切归罪于外在的条件，能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顾彬：应该这么看，因为我也是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我会这么说。89年以前的那个民主德国，我们也可以谈波兰、捷克当时那个苏联等等。因为他们没有跟中国一样进行什么改革开放，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社会情况不是太理想的。无论你怎么看当时他们的政治情况，你会发现，不光是民主德国，波兰、捷克、苏联，他们有不少作家，语言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在89年以后的德国，会发现什么现象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德国最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从原来民主德国来的，他们语言水平是非常高的，恐怕除了中国当代诗人以外，中国作家没办法跟他们比。
顾彬：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语言的话 不是真正的作家
邱震海：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了。一个作家的语言水平，他的文学成就其实并不完全是受这个地方当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完全所左右的，民主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按照您的理解，按照您在欧洲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了解的话，中国当代作家语言水平下降，意识水平下降，他最最主要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顾彬：他们不重视语言，他们觉得语言是一个工具，他忘了一个作家他唯一的对象是语言。跟一个踢足球的人一样，一个踢足球的人不能够掌握球的话，不是一个真正的球员，如果一个作家他不掌握语言的话，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顾彬：一个作家应该完全是独立的 不应该跟政治走
邱震海：另外您也讲到，您认为一个作家，他首先应该具备公共精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公共精神？
顾彬：一个作家从我这儿来看，应该完全是独立的，他完全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他不应该跟政治走，他应该从外面看政治，一个作家特别是老一代的作家，他们应该知道社会会有什么问题和矛盾，他应该敢公开提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德国，有不少老一代的作家，如果德国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们会公开谈一谈我们的问题，我们同意不同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不会怕什么。
邱震海：我要请教一下，我要提出一个反驳的意见，就是据我们的了解，在德国二战以后有一个当代文学，在二战以后很多西方国家也是回归自己的内心情感，与其说更多的关注社会还不如说整理自己的内心情感出发，以此来折射社会，来折射他自己对社会的一种需求。您不认为这也是作家除了社会道义之外可以承担的另外一种责任和使命吗？
顾彬：你提的问题非常的复杂，我也可能现在回答的时候有一些矛盾，如果我们从欧洲的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从法国革命前后，他们怎么能够得到语言自由，还有其他的他们的政治上的自由呢，他们都会对权利表示反抗，当时那个权利是贵族和教堂，所以这么一个精神到现在德国人法国人他们都会有他们都喜欢对所有的权利表示挑战。
邱震海：对权威的蔑视这也许是文学或者作家，不管是他回归内心世界，还是承担一种公开上道义上的责任，承担的一个功能或者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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