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周恩来验收合格，我们从天安门回来，已经过了4点。正睡得迷迷糊糊，苏凡的声音又震响了院子。我们从床上跳起来，6点了，苏凡给我们写好筹备委员会的布带，别在胸前，我们3个人挺胸前往天安门。穿过中间的门，从走惯的楼梯跑上去。我看见有人在打扫卫生，国旗杆也完工了，一队人从天安门里面的石板路上走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我的心咚咚地跳着。‘下去！下去！’我听见苏凡的喊声，小野和我飞快跑下楼梯，穿过中间门，过了桥，走到西侧小野设计的国宾席。我说:‘我们应该在哪里好呢？算了，就在这儿吧。’我们笑着，看见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出现在城楼上。……忽然，我看见苏凡扶着白色大理石栏杆往下看，他怎么还在城楼上呢？我想这位年轻的队长站在很多领导旁边，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看着沸腾的广场呢？

“一位穿着中山服的人从中间门走出来，过了桥，跟站在广场前面的哨兵说了几句话。他四下望了望，又走进中间门，走到离我们只有几米的地方，我看出他是周恩来。凌晨3点他刚刚巡视过，现在他又巡视了一遍。我很激动，周总理肯定确认过，我修改后的毛主席画像没问题。

“广场上人海、旗海滚滚而来，蓝色的天空鸣响了礼炮，一声接一声！军乐团演奏《义勇军进行曲》，我一直盯着升起的国旗，舒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任务了。我仰头一看，毛主席站在麦克风前，他的声音传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广场30万人顿时欢呼声雷动。阅兵式开始了，朱德总司令跟着进行曲打拍子，他又开朗又威严……我们沉浸在幸福和骄傲之中。天黑了，人群散了，我们离开天安门，沉默着往家走。突然，小野低声说:‘森君，我是很满意的。’顿时，我也热泪盈眶，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

1953年，两位日本画家离开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小野泽亘在北京郊区教了5年书，1959年回国。森茂也回国了。但他们与苏凡的通信一直没断，老是想再来中国看看天安门。可惜他们直到20世纪90年代相继去世时，也未能如愿。

目前，张致祥和苏凡两位老人都健在。而北京市向国庆60周年献礼的重点影片、由中影集团投入巨资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剧本就是在采访苏凡等当事人的基础上写成的。笔者多次采访过这两位老人，有一次问苏凡:“现在有传言说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宫灯不是日本人设计的，还说设计者另有其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苏凡说:“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胡说呢？1949年开国大典的天安门装饰任务是周总理交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的，宫灯设计者是日本画家小野泽亘和森茂，他们一直干到当年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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