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宁思:GDP主义将中国社会领域商品化
2010年02月04日 14:00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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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郑永年文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体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政治和社会改革为辅。直到16大才把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三,一是解决单面向GDP主义留下来的深层次经济和社会问题,二是为未来经济增长寻找新的资源和增长方式,三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凤凰卫视2010年2月3日《总编辑时间》节目,以下为文字实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吕宁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3号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指出,为适应全球需求的变化,及增强抵御国际风险能力,中国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及品质,将经济增长由出口及投资带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及出口协调带动,及更依赖科技进步,及提高劳工的素质。胡锦涛说,国际金融危机实质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必须行动快、积极应对,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动力。

思想空间

到了改变GDP主义的时候了

吕宁思: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日刊登了学者郑永年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改革的两条政策思路》。文章说在目前的中国主要存在着两条政策思路,第一条政策思路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义,历史的看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发生过积极的作用,GDP主义的核心就是用物质利益来刺激各级党政官员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物质利益的引导,就很难冲破原来僵硬的体制的束缚,但是当GDP主义闯入中国社会领域的时候,就产生了无穷尽的问题。说穿了,GDP主义就是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或者商品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是合一的,当时的经济政策就是社会政策,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成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这方面相当成功,中国的企业已经甩掉了社会包袱。照理说,当企业从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国家就要建立社会政策,替代企业来负担社会的功能,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但这方面显然没有跟上。

更为严重的每次经济危机发生,有人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诉诸于牺牲社会的办法来保障GDP的增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人的眼光就转向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提升GDP的增长,教育则成了一个暴富的“产业”。之后GDP马上就侵入了其他的领域,医疗卫生是另一个社会政策的重灾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的房地产市场,更是把GDP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也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本身的阻力。

第二种政策思路就是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和第一种把社会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种思路就是要通过保护社会,建立消费社会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说明的是,这样做并不是要回到原来计划经济的老路,把经济和社会政策合二而一。相反,这要求明确确立社会政策,用健全的社会政策消除资本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的同时,确定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确立社会政策机制、建立消费社会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否认资本和市场。自近代以来,资本和市场能够在西方社会生存和发展,和它的社会制度创新分不开。在讨论西方制度创新的时候,人们往往放在经济、技术和政治方面的创新。而实际上,社会制度的创新也同样重要。制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社会政策的确立。

郑永年写到中国的资本和市场要生存和发展,保护社会是个前提。在很大程度上,第二种政策思维实际上也已经存在,主要体现在“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但在实际政策的层面,许多政府行为仍然受到GDP主义所驱动,从第一种政策思路到第二种思路的转型还是困难重重。从历史上看在任何国家,作这样的转型都是很困难的,但不管怎样,GDP主义指导下的对社会的破坏必须得到扼制。如果社会一再被弱化,最高速的GDP最终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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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ma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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