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知识分子群体的专业知识和职业功能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影响了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社会批判的理性力量、社会良知和社会启蒙者的社会角色也为社会公认，具有不可替代性。

凤凰卫视2009年5月4日《总编辑时间》

吕宁思：“五四”运动已经90周年了，在中国正规教科书中，它是被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水岭，也就是“五四”运动是被作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这就足以说明其历史里程碑的形象。

但是对于“五四”运动意义的理解，对于“五四”精神的阐述，对于“五四”运动究竟为现代？观点却是五花八门。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的5月4号，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的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及从当年6月3号开始的全国性罢工、罢市运动。结果北洋军阀当局被迫的释放了被捕学生，并满足了学生部分要求，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包括“五四”前几年就兴起的，后来继续发展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如今所谈的“五四”精神，应该是把狭义与广义合起来归纳的，也就是巴黎和会引起的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图强，以及清王朝覆亡之后出现的思想解放，民主、科学、西学东进热潮和批判儒家的思想。

其实“五四”运动历史遗产很难以寥寥数语加以界定，其价值所在恰恰就在于它的精神光谱和文化遗产的复杂和多样性。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他的精髓，其实早在“五四”运动四年前的1915年，陈独秀就在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新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向社会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生动的按照外语发音，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强调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而“五四”先驱们，不仅倡导民主制度、民主观念，也倡导人权、自由、法制和创造精神。在“五四”之后的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及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因此变成中共诞生的摇篮。

不过“五四”的精神也是多元化的光谱，“五四”时期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实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是“五四”留下的不朽遗产。正是由于当时的一批年轻的文化领军人物，把更加年轻的学生们带入了思想解放的新天地。

那时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有共产主义者陈独秀，自由主义领袖胡适，前朝遗老辜鸿铭，帝制筹安会的刘师培，由无政府主义转型为国民党理论权威的吴稚晖，后来被称为汉奸的周作人，还有中共立国之后，敢于和毛泽东论战的梁漱溟等正牌的名师，都是教授，而且都是年纪轻轻，胡适时年26岁，梁漱溟时年24岁，他们教育了更新的新青年。当时连北大的工友，都藏龙卧虎，包括毛泽东本人。

即便后来“五四”文化领袖们分道扬镳，甚至如鲁迅、梁实秋等人还成了对手。但是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五四”精神光谱，成为直到今天无人替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

蔡元培校长的胸怀，是特别的令人追思和敬仰的，“五四”事件发生时，他支持学生爱国上街，但是不希望同学使用暴力。然而当发生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以及史称“五四”事件的一连串示威游行之后呢，不少学生被捕，蔡元培乃全力营救同学。同学们决定罢课，蔡元培劝阻无效，于是在营救学生后，决定请辞。他一方面支持学生的读书不忘救国，所以即使学生做了不符合他心意的事情，他也承担保护学生之责。另一方面，他以关怀学生的胸怀提醒学生救国不忘读书，所以最后经师生游说之后，决定重回北大，更请来了多员名师于北大任教，还保送了五位在“五四”运动中突出的学生，出国学习，他是多么值得我们现在一些校长们学习啊。

“五四”运动过去了90年，90年后的今天，人们自然会问，“五四”精神今天还存在吗？还需要吗？还新鲜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早前以随机问卷形式对北京、上海等11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大部分学生能够答出“五四”的意义，但是对“五四”核心内容也就是“民主”和“科学”的内涵不清楚，8成受访者对“五四”的认识主要是课堂老师讲授，对“五四”历史人物的了解，仅限于课本所讲，课本没有强调的人，或事件，7成受访人不知道，甚至对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三分之二的学生不能答对其内容，理工类学生理解者更不到2成。

另一方面，在诠释伟大“五四”运动时的各取所需，也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20年前的1989年，李敖先生曾经写过题为《纠正人们对“五四”的错误认识》的文章，独辟蹊径，观点是“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走上了岔路。李敖当时写道，新文化运动本来应该是针对辛亥革命后和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半路杀出了“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他们不怕任重，而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进攻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唱他们的主义去了。

不管怎样，“五四”虽然90岁了，但是几代人仍然对它是激扬满怀。学者吴稼祥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对于数千年的老大帝国中国来说，90岁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年轻，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断的事情，依然紧迫，那就是启蒙。

而我在想，到了“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会怎样纪念这个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