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急剧转型，经济形势严峻，给“维持稳定”的政府当局带来很大的压力，稍微不留意就是一场轩然大波，过分担心反而事与愿违，最近发生在贵州“傩戏之乡”德江，因政府禁止在某处舞龙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例。

事件已经平息，但思考还在延续。

从很多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政府和民众之间，似乎缺少一个缓冲地带，斡旋空间，或者居间参与协调的机制。因为缺少这样一个机制，也就使得警权被过度运用，动辄防暴队上街，催泪瓦斯胡椒面乱撒，群众情绪不仅未见平复，反而因此有增无减，矛盾只有被激化，而不见被缓解。教训很多，不便一一列举。

这个机制究竟是什么，应该有什么人来担当其责？除了类似贵州省委副书记石宗源这种明智而冷静的官员之外，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其实还需要一批“和事佬”，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讯息传递，畅通无阻，很多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及时获得解决，很多已经被激化的矛盾，也能在中途获得缓解，甚至妥善解决。

已有研究者发现，明清时期的“乡绅”阶层， 扮演过社会矛盾缓冲器的最佳角色。当然，大家也知道，这个阶层在1949年之后早就消失了。

香港虽然还有“太平绅士”，但早已失去既有的社会功能。

为了减少社会治理的成本，大陆能不能让类似的沟通和斡旋者有一席之地呢？

“善政”还需“善治”，很多时候，处理得宜，星星之火，未必就一定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