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在去年曾经刊登过一篇外国作者写的文章“中国司法改革三十年”。文章里讲到，注意到一个现象，注意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现在在司法领域又重新回来了，这个群众路线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关键问题如何理解群众路线和司法改革。

邱震海：首先这个困境之一，刚才在第一部分开头语当中我就提出，黄松有他一方面是个干部，另外一方面是个法官，但是我们首先来想一想，黄松有到底是法官还是干部，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一个白痴的问题，在中国哪个法官不是干部。但是我要说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当一个法官他首先是一个干部的时候，中国所有干部体系，所有官场体系有的困境，中国的司法，中国的法官们都会有。

比如说中国官员，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市场的准入，他的豁免，市场的退路等等，他不思改革，它能够获取所有改革的权利，所有的这些问题，无论是中国官员有，中国的司法、中国的法官们同样也会有。

所以第三问我们要说到司法改革从哪里开始，其实还是先从观念开始，观念我们大概已经谈了很多了。但是刚才《华尔街日报》中文报已经注意到，中国现在群众路径重新返回司法界，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记得去年，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引用过《苍天》电视剧里面的一个马专员，马专员必须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司法干部，但他在战争年代，他是党的好司法干部，他不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一个合法的司法干部。实际上无论是涉及到执政党，还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的司法改革，前一阵子我提出过的，革命理念与市场经济之间我们有一种困境。表面上看去似乎理念非常好，但是遇到市场经济，当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强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理念就会遇到问题。

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司法改革，无论是群众路线，还是党的利益至上，似乎有一种倒退，我个人倒并不这么看，我认为其实它恰恰是处于十字路口。无论是我们的执政党，还是中国的司法界，其实一方面在没有完全脱离革命理念，但同时又非常严峻的面临市场经济，公民权利意识提高的今天，实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所以司法改革从哪里开始，这是许多人问的问题，有人说从人事结构开始，有人说从理顺党和司法的关系开始，当然这两者说出容易做出来很难。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简单的从媒体监督，就是刚才我说的，从《新闻周刊》里面讲到，从媒体与司法的改良，改良它们之间的关系，用媒体界来帮助司法界推动一步。

与此同时，我们要非常注意法官的良知。我们要提醒每一个大学校长，您首先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官员，我们要提醒中国所有的现任体制下的法官，您首先是一个法官。其次，或者您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官员，就像中国的媒体人士，虽然也在目前的体制底下生存，或者是奋斗一样，但是许多的媒体人士依然保留着媒体人士应有的良知，我们希望媒体人士的良知，同样也能够存在于法官之间。

所以虽然说体制现状是无奈的，但是我们还是呼吁既然作为一个法官，您就应该更多有一种法官的道德和法官的良知。

所以最后点题一个字困，困境，我想这个中国现在无论是司法界，还是中国其他各界都面临多重困境，但如何突破，也许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

邱震海：英国的BBC搞了一个综述，他说中国公检法成为腐败的多发地，同时《人物周刊》说，记者为何越来越多的被抓、被打，80后的江平，80后80多岁老人江平依然为中国的法制国家而呐喊，令我们非常的敬佩。

中国的《新闻周刊》有一个人说，最高法院博弈舆论与监督的困境。他里面讲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出台两个政策，一个是说要新闻舆论和监督的若干规定，另外一个是讲到有关司法公开的几项规定。

关键问题，这两个规定里面，有一些是为舆论监督设了很多的底线，所以中国《新闻周刊》，注意这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对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最高法被公众聚焦之处在于法院本身的身份应该是属于媒体监督的当事人，却试图要扮演媒体监督裁判员的角色。它里面讲到接受舆论监督，一方面法院是被监督，但动不动又成为要监督别人，甚至要立法来监督别人，这是太过分了。

然后他说最高法院此举还冲击了立法机关，冲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说法院其实你是执法的，而不是制定法律的，你可以制定法院内部的规定，但是你没有权利制定一个相当于法律这么一个条文，所以他说有多位受访的学者认为，法院走到这步，一个重要原因是法院系统内部缺乏一套防火墙，在官意、民意和法意之间，我们经常说民意，但是法意和官意，大家仔细去寻味一下，官意、法意和民意这三者之间还是有所不同，到底法意站在官意这边，还是站在民意这边。

他说很多人将法院的这一处境归结于体制的无奈，但在有些学者看起来，在中国司法独立首先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一个法官的道德实践问题。也就是说不该被动的等待制度的转型，而应该在制度到来之时，应该以法官的道德、律令和职业伦理来撬动整个职业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司法需要与媒体进行一种良性的互动。其实在很多司法改革的过程当中，虽然目前有困难，但是目前如果媒体能够帮你推动一步的话，媒体往往能够充当一个代言者的角色，媒体就是司法最主要的一个同盟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司法与媒体可以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当司法获得一种决断的能力，现在司法没有这种能力，你希望有这种能力，而媒体所谓的刁难，正是在帮你获得这种能力。

邱震海：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其实在去年曾经刊登过一篇外国作者写的文章“中国司法改革三十年”。文章里讲到，注意到一个现象，注意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现在在司法领域又重新回来了，这个群众路线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关键问题如何理解群众路线和司法改革。

他也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当现在法院在判处一个人死刑的时候，他说群众的感受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社会形势，第三位才是法律，这正常不正常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中国现在有许多申冤的情况，有许多甚至暴力的情况，有许多维权的情况。这个一方面当然是问题的所在，但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开始觉醒。所以到了“今日观点”的部分，我个人要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司法其实存在着多重困境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