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不晓朝哪里跑，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老和尚收留我，做他的秘书，帮他写稿，就这样在台湾，后来编杂志啊，给各个报纸写文章啊，教书啊，生存下来。

当时，台湾的民众几乎没有佛教的概念，老百姓虽然拜观音，但也同时会拜土地神、妈祖等等，一些佛教寺院甚至神佛不分，在殿堂里供起神像。但好在有一些佛教信徒很想听经文、学佛法，在与台北一山之隔的宜兰，几位在家居士会定期请高僧大德到此说法，星云便是其中的一个。

慈惠法师：当然就宜兰人来讲，我能够请到一位法师能够长期住在这里，是他们的希望，可是宜兰实在是太简陋了，简陋到恐怕一个客人来，在这个小寺庙里头，连一口上茶的茶杯都没有，甚至于它都简陋到连一个厕所都不容易有，所以去的人呢，都没有留下来的意愿，可是就是大师，他真的是不嫌弃宜兰，有一种弘法者那种精神，所以他毫无犹豫的，信徒邀请他，他就住下来了。

当时的宜兰交通闭塞，经济条件更与台北相去甚远，凡是之前到过宜兰讲经的法师，便都喊着下不为例了。

星云大师：我一去，那边就有信徒，就有一些年轻的人来跟我学习文学，佛学，因此觉得这是前途，这是希望，这是未来，就觉得好像一个大家庭，虽然是穷，物质缺乏，但是，由于很认真，所以我很喜欢在宜兰，那么因此，我在宜兰一住就是几十年。

慈惠法师是个土生土长的宜兰人，从1953年星云扎根宜兰算起，慈惠已跟大师学佛弘法有50多个年头了。

慈惠法师：说起来，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我那个时候才20岁出头，可以说，不但不懂什么是佛教，甚至于说，去走寺庙，去跟出家人接触，这是一个很落伍，而且形象并不好，是那样的一个社会风气，那我之所以会去，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父亲他跟几个他们同样信佛教的朋友，他们就是很想听佛经，佛法，所以他们去邀请大师来，可是大师来讲经，没有人听啊，所以那个时候这几位居士啊，就是在家信徒，他们只有把自己家里的孩子啊，亲戚朋友拉了去当听众，那我是在父亲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被迫去跑这个寺庙。

有了栖霞寺那段艰苦生活的磨砺，星云初到宜兰便很快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在宜兰的北门口有一座雷音寺，身材高大的星云就栖身在低矮的大殿一角，有时连腰都直不起来。

慧传法师：有一次台风来把原来的庙吹坏了，那么星云大师就重修一个讲堂，那么讲堂整个修建好了以后呢，大师就住在那个讲堂的楼上，那么在那个讲堂讲经说法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只有这么一盏灯，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能够有一盏电灯泡已经算是相当高级的就对了，那么等到晚上呢，大家回去了，星云大师自己房间没有电灯泡，他就把大殿的电灯泡用竹竿把它这样拉进来，那拉进来了以后，因为房间还够不到，就刚好在那个走廊的外面，所以呢，大师就把这个裁缝机拿到外面，来办公读书，甚至于就在那边写作，那么就这样子，靠着这一台缝纫机，你看，写了《释迦牟尼佛传》，写了《玉琳国师》。

王鲁湘：那个时候蚊虫很多。

慧传法师：是啊，但是大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看能够甘之若饴，为了佛教，什么东西都忘记了，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感动的事。

慈惠法师：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讲，大师他的智慧跟他的方便，很巧妙，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哪里有兴趣拜佛，也不懂，那大师他很了解，所以当时他在寺庙除了念佛啊，念经啊，这些宗教活动以外，他有办了一些青年人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就开个国文班，就讲这个《古今文选》，《古文观止》，他就给我们讲这些课，完全是讲文学的，尤其最吸引人的就是说，他知道这些年轻人不是来拜佛，那么他就想了一个，组织了一个叫做歌咏队，那么我们会唱佛教的歌，懂得一些佛教的事情以后，他就带我们办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他到乡下去布教，我们现在说去传教，那么他会在他讲经说法之前、后，安排一些唱歌的节目，那年轻人就有歌唱啊，尤其骑着这个脚踏车，自行车，到乡下到处去跑，然后又唱又跳，现在想起来还是很美，三四十个人，傍晚下了班跟着大师一大票的人骑着单车朝乡下跑，然后在哪一个广场，就讲经说法，唱歌，完了以后九点半十点回来，沐着月光，晚风习习，就是觉得这样很好玩，无所谓信仰，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后来就不晓得为什么走到出家的路了。

慧传法师：我记得有一次，大师就是带领着年轻人，又下乡去弘法，等到回来的时候，大家一伙人就骑着脚踏车，兴高采烈，讲到今天的弘法布教，你的心得我的心得，就开心，那么就这样回到宜兰雷音寺，回到雷音寺以后大家还是欲罢不能，不想回家，又在一直谈谈谈，那么师傅那一天的心情也特别地激动，所以就写了一首歌，就是叫《弘法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