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界若钱学森第一 任新民第二

东方红二号卫星发动机故障频发 技术突破成关键

解说：1957年10月4日，苏联宣布成功地把世界上第一颗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这颗人类向宇宙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人类进入了太空新纪元。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最后被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而运载它的火箭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该型号的总负责人，1970年4月，任新民和钱学森乘专机飞抵北京，向周恩来作“长征一号”火箭与“东方红一号”发射前最后的汇报。

会议期间周恩来环视参加会议的人员，问任新民同志来了没有，而这已经不是周恩来第一次这样问，在文革期间周恩来始终关注着任新民，有时国务院开会也要求任新民参加，就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平安无恙。在这次汇报会上，周恩来特意让任新民坐在最前边，汇报会上钱学森最后提出了卫星安全问题。

谭邦治：假如卫星在天上出了问题，唱着东方红掉到海里去，这搞不好就政治问题了，就是假如说你有安全自毁系统，就给个指令，这个卫星就炸毁了，就是说播东方红乐曲的时候就停了嘛，就炸毁了嘛，就没有这个事了，他说不装安全自毁系统，可能就带着东方红乐曲呢，掉到海里去了，这样还就成了政治问题了。

解说：在“文革”的氛围中，一提及政治影响大家都不敢发表意见。

谭邦治：后来周总理就是到处走，走到任新民面前，任新民同志你什么意见？任新民同志，当时就把这个意见就讲了。

任新民：如果有问题，也已经在大气层外了，不可能造成伤害，但是装了自毁系统里面无线电信号多，容易造成故障，我不建议装。

谭邦治：因为这就等于和钱（学森）提出那个意见，等于两种意见了，后来这时候周总理就讲了，说这个关于卫星要不要装，安全自毁系统的问题，他说我回去以后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告，向政治局报告。

解说：就在第二天早上8点，总理办公室通知，根据毛泽东最后的批示，东方红一号卫星不装安全自毁系统，但这次卫星要一次成功，为国争光。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入口处接见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专家，这其中就有任新民。就在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的第二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对尼克松随身带的通信卫星地面天线的控制设备十分关注，由此迅速建立俄国的通讯卫星体系，成为了航天人的下一个目标。

1975年被认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涉及部门最多，技术最复杂的大型航天系统——“331工程”正式组建。任新民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但私下大家都称他为“任老总”。“331工程”一开始就是一场关于到底使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新型氢氧发动机的大讨论。

朱森元：氢氧发动机用途呢，就是为以后的发展很有前途。常规发动机呢，它可以保证到时候完成，当时是这样定的，但是呢随着这个任务的研制进程，这个卫星的重量越来越重，到1977年的时候，它长到七百多公斤了，翻了一番了，所以后来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氢氧了，但是这个问题呢，氢氧的难度很大，当时没有任何研制基础，完全是凭空，凭着看的资料，人家资料库里，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

解说：七机部在关于331工程的工作会上，最终将常规三级运载火箭，列为第一方案，此时的任新民正率领中国宇航学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听到这个信息后，一直力主氢氧发动机的任新民心情很沉重。

谭邦治：他说意思就说，当然这两个方案各有其长各有其短，但是他说氢氧发动机从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早晚是要上的，而且它具有很多优点嘛。他说根据现在我们的进展情况是完全能够搞得出来的，所以他说把这个长征四号作为第一方案，后来改成叫“另一方案”，就是一字之差。他很清楚他说这个东西，在我们只有第一方案，你那个另一方案或者叫备份方案，那是没人重视的，就等于不了了之了，所以那就说意思如果你把氢氧发动机作为另一方案，那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解说：在研制氢氧发动机初期，任新民想借出访日本的时候，参观日本的氢氧发动机，却遭到拒绝，对方说这是国家机密。而到1982年氢氧发动机制成可以试车的时候，涡轮泵又连续几次严重损坏，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质疑的声音就会再次响起。

王桁：张爱萍说我搞不懂了，你们那个成熟的发动机不用，干嘛要用氢氧发动机呀，这是张爱萍说的话，你想象他任老总的压力大不大。

解说：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张爱萍，曾经立下军令状，要求长征二号只准成功，不许失败。面对氢氧发动机出现的各种问题，任新民却依旧鼓励朱森元、王桁尽快解决故障。王桁提出改进现有的氢氧发动机方案，可以增进发动机的推力。

王桁：主任，我们的氢氧发动机好像有点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改进一下。

任新民：这个东西搞得这么大，不是那么容易的。

王桁：因为大家在一块时间长了吧，我就理解他心情了，他是不同意。不同意后来我们就不提了，就死心塌地搞这个。这个决定是很对的，因为你这个东西不搞成，你说你搞一个更大一点，你搞成的时间就更慢了对吧，那肯定人家揪你小辫子的人，就很多了。那可能你这个都搞不成，如果这个搞不成，那整个氢氧的命运，氢氧发动机的命运，那就可以推后很多很多很多年。

解说：“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当天，关机和滑行段飞行都很正常，但紧跟着二次点火三秒钟后燃烧室压力开始下降，并迅速下降为零。“东方红二号”卫星，未能完成发射任务，故障就出在氢氧发动机上。

朱森元：后面一不成功，分析有好多问题，都要好多，各种各样意见出来，其中就发现我们平时实验的东西，有些措施取消了，结果装到火箭去的，没有这个措施。当时他以为是我，我们两个人从发射阵地到技术阵地当中，他同我发火了，他说我要查到底是谁弄的，当时我问他这个措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谁弄的，当时他说我要查，说我查清了以后，我非要处分你们不行。他发火归发火，完了以后他当时第一发没有成功，第二发火箭还在那里，还要不要打，怎么打，要采取什么措施，这个问题很紧张啊。

解说：此时有人提出放弃再次发射的意见，这使得正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任务的任新民，谢光选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要争取再次发射，于是任新民返回北京，亲自向张爱萍汇报。

谭邦治：张爱萍到得比较晚，到了那大衣一脱，张爱萍这话讲得很简单，他说各种意见我都听过了，今天都不讲了，今天我就听从前方回来的任新民同志，听听他的意见。后来任新民把这个主要的观点，和主要的论据大致做了个汇报，结论就是说我们能够组织在4月底以前，能够组织第二次发射，而且能保证，能够第二次发射成功，就是表示这么个态度了。张爱萍最后呢，那会开得很短，最后说就按任新民同志意见办，我们马上组织第二次发射。

解说：汇报会后的任新民顾不上回家，当天下午就乘飞机返回成都，尽管一路上任新民都非常兴奋，然而就在乘坐火车的途中，他却突然沉下心来，思考造成“长征三号”两次点火失败的故障原因，但是陪同任新民的秘书谭邦治，看到他不停的用手比划着什么。

谭邦治：他因为当时那几条措施，觉得这个措施也确实是应该有效，但是他觉得总是没有解决到根本上。

任新民：小谭给我拿张纸。

谭邦治：后来呢因为故障分析里边，后来他说老谭找点纸，我就把我包里那纸拿来，他说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引起二次启动失败的，造成二次启动失败的原因，是有产生富氧爆轰，就是氧多了。

任新民：如果加上一个旁路开关，再加上液氢，就可以解决富氧问题。

谭邦治：你富氧问题没有了，它就不可能引起爆轰了嘛，所以这样他就是拿那个，拿张纸在那弄，我说后来我说行，这个办法倒是值得考虑。

解说：次日清晨任新民带着自己的想法，赶到发射场，同有关的科技人员到运载火箭氢氧发动机旁看实物，量尺寸，研究增加液氧旁路系统的可行性，在事实这一改进措施的前后四天三夜里，任新民一直坐镇指挥，从设计、生产到试验一环扣一环。就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后，任新民却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到底之后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是继续用“长征三号”来发射，还是采用改进后的“长征四号甲”。

谭邦治：那时候上海不是搞“长4甲”嘛，这两个意见争论得非常厉害，那包括最后呢任新民是主张，意思就是说十月怀胎，现在这个“长征四号甲”已经是怀胎八九个月了，你要打胎就要伤母体，就是整个上海（航天局），就是他是这个观点，所以他说现在剩这个20%左右的工作，我们再花一些小钱，就把这个火箭搞出来，是有用处的，不能下马。

解说：有领导直接问任新民，你对长征四号甲的发射成功有把握吗？时任该工程总设计师的任新民说，长征四号甲能研制成功，如果不成功我负全责，包括坐牢、砍头，别看我70岁了，坐几年牢还没问题。

谭邦治：那时候（任）部长就讲了，他说副部长里边是一对一，一个同意一个反对，老专家老总里边是一对一，机关里边是一对一，他说关键我这一票，我站在那边那边就是四。开始他也是呢，（任）部长想把“长四”上海整个运载火箭全下马，后来最后他站这边来了，所以最后“长四”，所以上海现在这个运载火箭得以保留就是这么回事了。

《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陈晓楠 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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