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维护妇女权利 主持落实《婚姻法》
解说:1948年,史良从土改第一线归来,带回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有些地方在土改中不准妇女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主富农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炉,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
孙彩霞:在这个《婚姻法》制定的阶段吧,讨论制定阶段,史良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通过自己对这个妇女案件吧,很多妇女案件她切身体会,她就主张在这个《婚姻法》中要写明就妇女一方有权提出离婚。
解说:《婚姻法》公布以后,史良亲自到外地去调查《婚姻法》的实施情况,还提议在某些法院设立婚姻庭,专门承担和处理离婚案件,在宣传婚姻法和解决婚姻问题时,她提出采取了“分片包乾制”,以做到家喻户晓。
60年来,再提起史良的名字,也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她主持落实的《婚姻法》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蒋树声(中国民盟中央主席):跟中国共产党长期团结合作、风雨同舟、亲密战友。那么她在后期担任民盟中央的主要领导期间,曾经讲过一段话,她说我们民盟在历史上就是跟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是风雨同舟的战友,现在我们和中国共产党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我们要当好共产党的战友。这是她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她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充分体现在她这么多年参加这个多党合作,为我们国家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解说:史良生活考究,爱美,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史良会带领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出国访问。这位女部长端庄精致的穿着,文质彬彬的气质总给外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硕:因为她很多次出访,到苏联,到印度,到东欧一些国家。她也有真首饰,但她戴的也有假首饰,很华贵的,到了印度据说她丢了一串项链,好像是翡翠的,结果是大家都很着急,说史团长的项链丢了,结果她告诉大家,不要着急,那是假的。
解说:当时,有些人对假首饰表示不理解。
刘硕:当时工资很高,五级干部400多块钱,但是呢,在她来说,她开支很大,因为她的亲友很多都需要她接济,就是说她非常大方的。服务员孩子上学,有的也靠她提供生活费。
解说:1959年春,司法部被撤销,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
刘硕:当时很茫然,也很迷惑,从她大学毕业开始,她就是想用法律来救国,用法律来维护人民的权利。但是轰轰烈烈的从1949年干到1959年,10年忽然就这么结束了。
解说:因为家人的陪伴,从司法部退下来的史良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落,这位被毛泽东赞为“女中豪杰”的奇女子拥有着巾帼英雄的气概与魄力,但是当你看到她与先生陆殿栋的照片时,你对史良这个女人就会有一种全新的领悟。
刘硕:陆殿栋是学国际法的,也是法律工作者,他是吴江大学毕业,后来又留学哈佛,当时他在上海法租界当译员。
解说:建国后,周恩来将陆殿栋安排在外交部条法司工作,遇到一些外事问题,经常请教陆殿栋。
刘硕:就是周恩来请陆先生去谈外交问题的时候,因为很近,谈得很晚了,陆先生也没坐车,就步行回家,结果周恩来的车出来以后,半路,看见陆先生怎么在这走着,就把车停下来了,结果就把他叫上车,一直送到他家门口,所以陆先生回家特别感动。
解说:性情像男子的史良,在生活上想的没有那么细致,陆殿栋的洋派生活对史良影响颇深。
刘硕:他们是每天下午要喝下午茶,切两片柠檬放进去,然后吃点小点心,这是在陆先生在世的时候,他们生活确实很丰富的,而且要喝咖啡,吃面包。
解说:那时,生活同样西化的宋庆龄经常请史良夫妇到家里做客,喝茶聊天,开一些家庭小聚会。
刘硕:有时候也请上一些马海德呀那些外国人什么的,所以他们经常用英文交谈,我就要说史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吃饭以后呢,有时候就在宋庆龄家的小电影厅里,看一看原版的美国电影,看的时候陆先生他日记里记呀,他在那儿观察。那几个就是外国人,然后宋庆龄和陆先生英语又很好,只有史一个人,人家都看的津津有味,说她看的很乏味,有时候陆先生很体会的,就说不知道她在那看的懂不懂,就有时候带着她早一点离开了。
解说:史良和陆殿栋没有孩子,史良的弟弟将自己的两个孩子,分别在四个月和八个月大的时候过继给的自己的妹妹作为儿女抚养,因为史良工作特别忙,两个孩子只有周末才能和她在一起生活。
史小红(史良养女):人家都说让我叫她妈,她还是说叫她姑姑好。印象里,我小时候她带我到那个北海公园去玩,陪我们玩,然后给我们照相,挺怕她的,她挺严厉的,然后跟我们挺严肃的。
解说:作为史良的养子、养女,这两个孩子一生中并没有受到什么优待,反而是在文革的时候,由于史良的原因养女史小红不得不回到家中,和她度过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时光。
史小红:有时候民盟那些造反派拍桌子,对她很不尊重,然后让她坐在椅子上,实际上他把椅子给撤了,可是我姑姑对这很敏感,就是碰到那个椅子了,就没坐,就觉得就是那个他们侮辱她,就是觉得很接受不了。
史良躲过围追堵截 参加国庆庆典
解说:那段时间,史小红经常叫一个三轮车陪史良到民盟机关劳动改造,砸煤块,搞卫生。1967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史良得到了一张邀请登上城楼,参加国庆典礼的请柬。她喜出望外,她觉得自己能登上城楼,参加典礼是在政治上又被肯定了。
刘硕: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她家里汽车停开了,也没人给她开车,民盟还派了造反派,到各地去堵截她,不让她去。结果呢,她自己坐了一个三轮车,坐到南池子,然后一路就走去,躲过这些堵截,登上城楼。一上去她就碰到宋庆龄了,两个人就拉着手,都不说话,最后只说了两句话。史说你的事情我知道,宋庆龄说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两个人心照不宣,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宋庆龄托人送来一罐她亲自做的小菜,然后就纪念这次相会。
解说:文革中周恩来出面保护了史良,使她避免了更大的冲击。1976年周恩来逝世,这对史良夫妇而言,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刘硕:因为第二天政协和民盟都要举行周恩来追思会,陆先生写了半夜的发言稿,然后就是他有高血压,第二天两个人坐同一个车出来,一个去政协,一个去这个民盟。结果在那他就喊,这一边发言就特别激动,喊总理不能走,总理不能走,于是突然就晕倒了,送到医院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解说:在全国政协的追思会上,陆殿栋哀痛过度,突发脑溢血弃世而去。
刘硕:史良和邓颖超两个人,几乎在同一个月失去了亲人,以后两个人就来往,就是很近。因为邓颖超也写了很多信,我现在也在我们家里保存,有时候院里的海棠花开了,给史大姐送一束来欣赏,有时候从南方带来了什么岭南应子啊,一些小食品啊,送来请史大姐品尝。所以说她们俩这种友谊一直就是保持了终生,后来两个人都相继去世了,住院的时候她们也都在北京医院,挨的很近,经常互相地让秘书互相问一问。就说史良一直把周恩来夫妇作为她一生很重的挚友。
解说:这对史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她沉浸在悲痛和怀念中,经常眼泪无端垂落,那时她参加什么活动都戴着黑纱,要为丈夫守孝三年,自此身体大不如前,每况愈下。
刘硕:史良这么坚强的一个人,这么硬的一个人,在陆先生去世以后,她真的就不能自持了,整个就是说就是站不住了,然后她就整个非常地伤心,就是每天,那段时间每天在他的遗像下边就默坐那么一两个小时,而且她生活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江青受审 点名要史良做律师
解说:四人帮粉碎后,公审前江青要求自己要请律师,她第一个点名的人就是史良。
孙彩霞:要审判江青,可以让他们提出来请那个辩论的律师,然后她就说她请史良当律师。在30年代,史良在上海她是很有名的律师,当时史良,江青在上海,她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她觉得史良是敢说敢做的,所以她希望史良当律师。
解说:江青认为,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不久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盟也重新恢复活动,1979年10月,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史良继任主席。
蒋树声:一面要恢复组织,一面要把民主党派在她上任以后,根据当时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的形势,把民盟的主要工作方向,转移到四化的建设里边去。所以有一个工作重心来转移,作为民盟中央的主要领导,为当时的恢复组织,为了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共商国家的大政方针,反映群众的呼声,为我们盟内受到迫害的这些人平反昭雪,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讲她是从四大干了一届以后,五大她又带病连任联盟中央主席。
解说:史良晚年有些落寞,说话也不多,每次说一会话就该休息了。198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老人在自己的睡梦中离开了人世,这位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妇女运动领袖中的佼佼者,新中国司法工作的开拓者,用她慷慨而廉洁,豪迈而又温情勾画了自己的一生。
曾子墨:史良是个奇女子,不满20岁就投身五四运动,走上街头演讲示威,被当局逮捕。抗战时期,她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爱国志士,呼吁抗日救国。新中国成立后,她仍然尽其所能的融入政治的主旋律,史良一生清贫自守,曾将自己在上海的十余幢房屋无偿献给国家,1985年去世时,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其所有首饰加在一起价值不过3000元。“生于民族忧患,死于祖国中兴”,史良的一生,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妇女的苦难与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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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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