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10月31日《我的中国心——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文字实录：

曾子墨（主持人）：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一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为避难而离开了大陆，他下决心暂时出去工作一阵，但是谁知这一去，就久违了故国整整后半生。赵元任当年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学历最高的一位，名声却远没有梁启超、王国维那样显赫，甚至比起安静的陈寅恪来，还略微有些不如，任何一部新文化运动史，都可能会忽略他的名字，因为他实在不是个斗士，而更像是个隐士，也许我们正时时生活在他的影响里，却毫不自知。

解说：当赵元任先生创作出这首《教我如何不想他》时，他不会想到这首歌，一边被写入中国近代音乐史的起点，一边又折射出自己人生巨大的遗憾。1938年，赵元任离开战火肆虐的大陆，在美国躲避战乱，在那里他获得了安定的生活，也延续了学术生命，但从此与祖国隔绝了数十年。

赵新那（赵元任二女儿）：父亲不是喜怒都在脸上，在嘴上，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说的嘴里头，他闷在心里，我母亲有时候比较了解，他虽不说的，但是比较了解他。

解说：赵新那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次父亲兴致勃勃地灌录一张汉语教学唱片，在吟诵到《长恨歌》时，忽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不能卒读而告终，这时距离父亲离开大陆已经十多年。

赵新那：如果你算一算，他在国外的时间比在国内多，他活到89岁近90岁，但是算起来他的那个心啊，他这句话没想到，他最后他跟我说，他说父亲母亲做遗嘱的时候，说是他们的骨灰的话撒在太平洋，这个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要求。我父亲还嘱咐了我一句，要在那个时间线的这边，他说这样慢慢慢慢地就流回去了，流回东方去，流回祖国了。

解说：1907年，常州举人赵衡年的儿子赵元任，考入了江南高等学堂，赵元任天资聪颖，英语、德语都学得非常好，数学、生物、物理、钢琴也都成绩优异，两年后17岁的赵元任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期留学美国的公费生，进入康奈尔大学。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赵元任考了第二名，最前排的胡洪骍，他考了第55名，后来他感动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改掉了名字，取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在康奈尔大学，赵元任展现出天才的学习能力，他曾得到三个满分和一个99分，创下了康奈尔大学有史以来最优异的成绩记录。而他所精通专业之多，恐怕到现在都没有人能超越，在从数学系毕业四年后，他又读完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康奈尔大学任物理系讲师。1920年回国，在清华教授心理学及物理。1921年回哈佛研习语音学，继而任该校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

吴宗济（赵元任助手语言学大师）：许多人搞现代学问，对古代东西呢，他就不管了，贯古的那些老先生，一直到清朝几百年那些语言学大家，没有一个是通今的。他这个人是真的唯一一个贯通古今的，他以前不是没有，但没他这么样子成气侯。

解说：湖南长沙赵新那的家中，保存有父亲当年的成绩单。

赵新那：这是其中一个，有很多四年的成绩单，这就是music，music10，课程都有一个编号，这门课的编号是10，这门课每周是两小时，得分是95分。

解说：在这篇日记中，我们发现了赵元任的另一个爱好，音乐。他是这样记录第一天的大学生活的，是日开学，七时起，八时钟楼钟鸣，成复音调，极谐。

多年求学，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一架心爱的钢琴，这个庞然大物，导致还是学生的他每次搬家，都变成了一项工程，在那架破旧的二手钢琴上，赵元任开始了他最早的钢琴创作。当1920年箫友梅创作的《卿云歌》，成为北洋政府通过的中国国歌时，在很多集会场合，人们却更愿意唱一首赵元任创作的歌。

歌曲：中华，看，君不见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啊，中华，同珍惜今生来振作振兴中华，啊，中华。

解说：赵元任所愿为之尽力的中华，还在科学的门槛之外缓缓前行，而此时他所经历的美国，正在工业化大潮中极速狂奔。十多年前，康有为把“科学”一词正式引入中国，但中国还并不十分了解科学，“科学”与“格致”二词，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个专讲科学的期刊。

1914年，赵元任和几个康奈尔大学的朋友，开始筹办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刊物名字就叫《科学》，这成了“科学”一词，在中国真正普及的开始。这本杂志和为此结成的团体，中国科学社，后来团聚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科学家，秉志开创了生物学，由赵元任介绍入社的竺可桢，开创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而赵元任本人则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1921年6月1日，哲学博士赵元任迎娶女医生杨步伟，他们的婚礼一切从简，仅以通知书的方式高知亲友，通知书竟然直接附上了科学社的捐款地址。

赵新那：他说谁要是送我礼的话，两条，一个的话就是诗歌或者是你的文字上的，你的创作。一个的话就是把钱捐给中国科学社，别的一概不收。

解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社会资助科研的传统，唯一的科学期刊全凭一帮爱国留学生自费苦苦维持，赵元任的自传中曾经提到，为了每天省下几角几分，留学同学中甚至举行过节食竞赛，后来大家还都饿感冒而病倒了。《科学》杂志后来成功在上海发行，它和在北京发行的《新青年》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