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009年10月3日《我的中国心》节目：殷殷香江情——董建华

解说：董建华，世界船王董浩云之子，生于1937年，香港首届特别行政区长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子墨：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有许多重要人物，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注脚，他们的名字就代表着新中国一个发展阶段，而董建华就是这样一个人。香港回归改变了他为之奋斗60年的家族事业，他也成为“一国两制”，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制度的实践者。

解说：1937年5月29日，上海徐汇西区的一幢两层楼的别墅中，传出了一声新生命的初啼。这给富商董浩云一家带来了无限的欢欣与希望，因为这是董家的第一个孩子，董浩云给他取名建华。这时“七·七事变”的阴云笼罩中国，一个转折的时代已然临近。历经战乱董浩云最终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董建华也被这个蒸蒸日上的家族赋予接班人的使命。

曾子墨：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像您这样作为长子，能不能和我们谈谈您的家庭？

董建华（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呢，是长子，那么我父母对我的期望当然是最高的，那么从小开始他们就很，对我强调责任感。对父母亲啊，因为我是长子嘛，对姊妹兄弟了，这个责任感在哪里。后来成家了，对我家人的责任感，我是长子要继承这个事业，要将这个事业继续发扬光大，那么这个责任所在。一直会提醒我对家、对事业、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所以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边，慢慢长大起来的。

曾子墨：除了责任感，父母还会给您什么特别的教育？

董建华：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受我父亲的影响是最大的，他是一个很有理念的人，很爱国的人，那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在我两岁的时候，生日的那一天，他同我拍了一张照，然后他就写了几个字在上面，什么字呢？笑迎着大时代的来临。

曾子墨：非常可爱的，从照片里看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当时两岁在上海，穿着小西装，笑迎着大时代来临。

董建华：这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日本人侵略开始的时候，他说了这几句话，表示他的忧心。但是他对国家最终的统一，民族的最终的振兴是充满信心的，也表示了他对我的期望吧。

解说：1937年“八·一三”抗战失败后，上海沦陷，日军在这里为所欲为，唯有租界成为孤岛。租界外数个傀儡政权相继登场，租界内，英、美、法等国互相利用，暂时妥协。局势相对安定，这时的上海对内对外交通畅通，内贸和进出口贸易安全自由，经济上出现畸形的繁荣，董浩云把许多希望，寄托在新生的儿子董建华身上。

董建华：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上海，是一个战乱、落后、贫困的上海，是一个好像没有希望的上海。我们就在这个生活环境长大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经常听见我父亲同我讲，天下的兴亡啊匹夫有责的，常常讲这句话提醒我，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责任的。那么后来到了香港，我七岁到香港，我开始稍微会看一些报纸，我父亲，我们在家里订了两份报纸，一份是《星岛日报》、一份是《大公报》。他每天要我看这两份报纸，看了以后，他说你有兴趣的你剪下来，我晚上回来吃饭的时候同你聊聊，我这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同你聊聊这报纸上的事情，他从小就在培养我对国家、国情要感到兴趣，对世界上边风云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是怎么样，要感到有兴趣。所以我就是这样的环境就，好像多多少少自己感觉到，有一天我还要多为自己的社会、国家多作一点事，就是有一点使命感，也是老早就开始在训练我的。

解说：1946年只有十多岁的董建华跟随父母移居香港，中学还未毕业，董浩云就让这个儿子远涉重洋到英国求学。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建华儿初次出门，远涉重洋，前往求学，希望勿如一般‘少爷’出洋而不求上进也”。

曾子墨：您是不是从小在印象当中，就觉得将来有一天，我是要接父亲的班的，我是要回到我自己家里面公司来的？

董建华：对，从小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想过别的路，就是这一条路。那在这一方面我母亲也经常提醒我，不要想别的事情，就是这一条路去走去。

曾子墨：脑子里面有过这种反抗的念头吗？我要自己去做点事？

董建华：有的时候也有的，不过责任所在，所以总是最后还是这样的一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