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009年6月5日《腾飞中国》节目

1959年中国大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下，潜伏着重大的危机，“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是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半万鸡山等等，由于硬要求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有限的资源被胡乱使用，国民经济发展是无法持续的，人祸导致了国民经济危机，工业生产大幅度地下降，粮食产量是急跌。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的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努力地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及1959年4月2日到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等人都提出了要对人民公社，以及当时在人民公社中盛行的“一平二调”实行整顿。所谓“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劳力”的简称，当时是各地普遍采用的一种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做法，不仅把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随意无偿地调拨和分配，同时把农民的房屋、家具、家禽、牲畜等等全部都收归集体所有，否认了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公共食堂和大锅饭就是“一平二调”的具体落实。收缴农民的私有财产就引起了各地农民的愤怒。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到，当时农民流传的顺口溜是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无光”政策，当时各地都曾流传过“三光”、“五光”的说法。云南昆明的“三光”是说“楼上楼下粮食光、家具光、鸡蛋光”。广西柳州的“五光”是“猪光、鸡光、梨光、秤锤光、树木光”。

对于“一平二调”当数当时的农村基层干部的牢骚最有代表性，他们说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我们是一愁二怕三紧张，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诸如一平二调的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努力予以纠正，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当中也说，要说服坚持高指标的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地前进。但是这两个会议呢，并没有从整体形势解决“大跃进”的方向问题，大饥荒的苗头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