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监视把信写在了小香烟纸上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了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中国政府为进一步表达与美方会谈的诚意,决定释放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1955年7月25日,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组长为章汉夫、副组长为乔冠华。1955年8月1日,中美会谈升格为大使级。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却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十余次,但美国代表约翰逊仍然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信中署名竟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把信写在了一张小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辗转带给了陈叔通。信中钱学森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
陈叔通将信亲手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大喜:“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他当即做出周密部署,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谈判的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就率先发言。他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回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王炳南于是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给约翰逊正面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公开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8月,美国移民局对钱学森下达了放逐令,在美国整整滞留了五年的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移民局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感慨地说道:“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离别时,这位导师充满深情地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由于钱学森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周恩来适时启动中美谈判并巧妙地利用外交手段为钱学森回国扫清了障碍,使得钱学森以及后来的一大批留学在外的科学家得以踏上回归的旅途,实现了为国效力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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