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苏共曾暗示要批判斯大林，中共代表团采取回避态度

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是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月上旬。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

实际上，中共中央虽然事先感觉到并了解了一些苏共对斯大林评价发生变化的迹象，但对具体情况还是一无所知。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不断提高，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共的关系。还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不仅分别会见中共代表团，而且还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代表团急电请示中共中央，是否出席批判斯大林的会议。接到中央“照常参加”的电示后，代表团经研究一致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政策。朱德在大会发表的贺词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读的毛泽东的贺词则提到苏共是“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19日宴会上又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于是，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不过，社论没有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

中共如何得到秘密报告的文本

关于中共中央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根据李越然的回忆，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这显然不对。吴冷西回忆说，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这里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消息。苏共在秘密报告之后首先向中共代表团进行口头通报是有可能的，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要求是“离开莫斯科之前应该将材料交回”。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不过，中共中央并没有及时作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内部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在3月10日苏联报刊保密检察总局汇报外国报刊对二十大反应情况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只是一些猜测。密切注意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如何反应的美国专家也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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