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简体字好还是繁体字好？也许我们只有通过重温历史才能找到答案……

简化字扫盲一亿人

“1956年1月1日全国报刊实行横排。”时隔50多年，《北京日报》退休老职工吴宾生对于这个特殊的日子仍能脱口而出。从那一天起，在排版车间负责拣字的吴宾生要把从字盘中拣出的铅字翻转90度，再排版。“字盘里，字的顺序都是固定的，只是把繁体字换成简体字，一点儿也不影响排版速度。但是原来从右往左竖着排，现在从左往右横着排，精神还是要高度集中，一不留神字的顺序就容易弄颠倒了。”吴宾生回忆说。

也是在这一天，在人大任教的胡明扬翻开报纸发现字的顺序都变了，许多繁体字也改成了简体字。他说：“根本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用了简体字我们都成文盲了。我翻开报纸一看，这些字都是我们平时常写常用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困难。”

《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最高兴的要数新入学的小学生了。那时候，小学生们入学的第一堂语文课是“開學了”。课文在内容上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很容易理解。但是要教会他们“開學”这两个字的写法，却要下一番功夫。那时，在东直门小学担任语文老师的杨宝霞，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她至今还记得教孩子们写这几个字时的情景，老师在黑板上一横一竖地写着，嘴里还要说着笔顺。孩子们举着小手一笔一画地在空中反复练习。但是，一个“學”字就有16画，对于一个刚满7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杨宝霞记得，当她告诉孩子们以后“開學”可以写成“开学”，孩子们都高兴得蹦了起来。

另一方面，简化字也为多年来进展甚微的扫盲工作带来了福音。解放初期，我国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9年初秋，一封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位村长手上。可是，村长不识字。他只好找全村唯一一名认字的“秀才”看信。谁知，“秀才”看完信当天夜里就逃跑了。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就是“秀才”本人。

那时，整村文盲的现象比比皆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陆俭明出生在上海市郊崇明的一个贫苦人家。他的母亲和许多邻居都不识字。小时候，他经常看到许多乡亲托出门的人给邻村的亲戚朋友带口信，问候平安。他说：“那时，大家都不识字，没人会写信，所以只能靠口信来互相问候。”这种现象在解放初的中国非常普遍。

刚刚解放，“扫盲”就成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底，全国各地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1951年，陆俭明的母亲参加了街道组织的“扫盲班”。那时，扫盲班教的还是繁体字。当时，陆妈妈已经40多岁了。对于一个毫无基础的成年人来说，学会笔画繁多的汉字真要下一番苦功。陆俭明记得，母亲经常一边做饭一边拿个树枝在灶上写字。有的时候，还要请教一下他这个“小先生”。就是凭着这股韧劲，老太太后来还真脱了盲，不但能看报，还能写信。

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

汉字简化方案，1955年1月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草案，经全国文字学家、各省市学校的语文教师以及部队、工会的文教工作者约20万人参加讨论，提供意见，再经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并由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完毕。

汉字简化方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汉字简化第一表所列简化汉字共230个，已经由大部分报纸杂志试用，应该从1956年2月1日起在全国印刷的和书写的文件上一律通用；除翻印古籍和有其他特殊原因的以外，原来的繁体字应该在印刷物上停止使用。第二部分即汉字简化第二表所列简化汉字285个和第三部分即汉字偏旁简化表所列简化偏旁54个，也都已经经过有关各方详细讨论，认为适当。现在为慎重起见，特先行公布试用，并责成各省市人民委员会负责邀集本省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征求意见，在3月底以前报告国务院，以便根据多数意见再作某些必要的修正，然后正式分批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