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十面埋伏》时代的张艺谋，俨然是中国电影的“救世主”：票房高涨、评论如潮，当资历和名望给张艺谋带来“占据重要资源”并“获取媒体关注”的回报，张艺谋作品便理直气壮地成了“文化盛宴”。虽然中国式炒作加电影的形式主义底蕴不足，几乎将两部万众瞩目的“武侠巨作”变作人人喊打的“春节晚会”，但张艺谋及其支持者仍可凭拉动消费的“客观功绩”嚣张跋扈狂妄自大--毫不理会这一“收视率”的“阶段性胜利”进一步摧毁了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期待！在片商捞钱、媒体大赚的“正效应”背后，岌岌可危的中国电影已经失去了更多的支持者--因此“张艺谋商业片”必将背负破坏电影生态环境的历史罪错。

有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和硬件条件，被誉为“大师”和“国际重量级导演”的张艺谋却未能交出让观众满意的答卷，可见“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的老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1988年的《代号“美洲豹”》是张艺谋以惊世之作《红高粱》（1987）名声鹊起后首次尝试商业题材，张艺谋不为盛名所累，导演手法洒脱轻松，表现值回票价。当时多数第五代导演专拍艺术闷片，而张艺谋导演《代号“美洲豹”》动作戏时举重若轻娴熟流畅的技巧，充分证明他是第五代导演中最具商业潜质的--在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时代，《红高粱》票价居然炒到5-10元，中国电影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如此成功的炒作案例--此后的事实也表明，张艺谋确实是第五代导演中最会赚钱的一位。

其实，《代号“美洲豹”》中紧张升级引人入胜的动作场面都可以理解为《红高粱》中经典压力场景的另类再现。一些港台电影人甚至在“我爷爷”大闹肉铺一节的场面调度中领悟到武侠片的精义。

那么，电影《红高粱》还具备哪些“商业元素”呢？该片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殊荣以及“脱戏”的传言已经相当引人关注，在猎奇心理支配下，观众自然热情高涨趋之若鹜。抛去外部因素，影片本身的素质绝对过硬。

电影《红高粱》根据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改编，原作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这部文学作品不仅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其美学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莫言小说深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影响，意识流结构中时空交织、人生沉浮，但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作者并未放弃对民族精神的检视，意象奇诡瑰丽充满诗意的描述既是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又将被历史埋没被今人遗忘的传奇故土、英雄故人铭刻读者心上。莫言的笔法恣意放纵，文字极有征服力，因此，说《红高粱》是上个世纪国内最具“电影感”的文学作品毫不为过！

所谓“电影感”，一方面指故事结构中意识流式的“自由剪辑”，一方面指作者描写事物时应用的视觉化的文字。当年张艺谋要在别人帮助下才能读懂小说，肯定是因为小说作者违背常规的“剪辑方法”造成了他的阅读障碍。但显而易见的是，原著中视觉化、情绪化的文字给张艺谋带来了深刻印象：电影《红高粱》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在影片的视觉风格上，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影坛，也给导演张艺谋留下至今难舍的情结。

中篇小说《红高粱》随后衍生出大部头的《红高粱家族》，在作者的深入解剖之下，“我爷爷”、“我奶奶”人性中的丰富一面得到展现。然而，人物形象的真实和立体往往以“唯美”的流失为代价，读者终于了解到“我奶奶”喜欢乱搞乃至“我爷爷”完全没有革命者的崇高精神未必会感到愉快。电影《红高粱》则胜在纯美，礼赞了敢爱敢恨、激情燃烧的生命。

《红高粱》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少女被迫嫁给麻风病人，接亲途中，新娘被生性彪悍的轿夫吸引。半路突生事端，土匪前来劫财劫色，与新娘眉来眼去的轿夫挺身而出，众人合力打死土匪。在高粱地里野合之后，少女和轿夫就成了“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携手对抗封建礼法，和乡亲们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