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月份后，上面发了统一的服装，我记得很清楚，是蓝色的，还发了彩纸，让我们自己扎成花束，还有小彩旗。这期间，我们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游行的预演。9月30号晚上，我们几个在宿舍里扎花，当然心情都很兴奋。我们的宿舍是28号楼203房间，有常生、张志、杜杰、柳波、王新力和我。常生是北京人，本来是80级的学生，因为生病休学一年，就和我们同班了。休学期间，常生养成了练书法的好习惯，所以，经常写字，字写得也不错。
我们边扎花边议论明天的活动。大家七嘴八舌，突然有人说：“明天的游行，我们能不能偷偷带点什么进去？能展现我们个性的东西？”常生于是就说：“我写点什么，做个横幅，让全世界看看我的书法。”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成。其实，当时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不让私自带东西进入游行队伍中。北大的学生嘛，就是想与众不同，张扬一下个性而已。就我个人而言，参与这么一件在后来成为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当时真的不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说经过很深的思考，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很偶然。
既然决定写点东西，那么，写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主要还是围绕着大的形势。“振兴中华”被别人说过了，没有创意；“教育要改革”、“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等没有特色。一个个的口号被提出又被否定。隔壁宿舍的几个同学也加入进来，有栾晓峰、毛小洪、李禹、于宏实、郭庆滨等几位，女生佟丹也参与进来了。
这时，有人提议表达一下对邓小平同志的感情，因为当时改革开放有几年了，成效显著。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也上不了大学。我们想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爱戴之情。有人提出写“邓主席万岁！”（小平同志当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这种带有文革遗留的口号立马被大家否定了。最后决定直接问声好，就写“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您好”，但是又觉得句子长了点；就写“邓小平同志您好”。大家越是议论，越是胆大，把姓氏也省略掉，干脆直呼“小平同志您好”。于是，常生拿来一张纸，一时找不到那么大的毛笔，就用宿舍里擦桌子的抹布，卷成小棒棒，蘸着墨汁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六个大字。
字写好了，怎样做成横幅呢？想来想去，只好用床单，把六个大字粘在上面。这时，大家一致瞄准了其中一位同学（好像是李禹的吧）的床单，因为比较新。这位同学边从床上撤床单边说：“这可是个新床单。”
把六个大字往床单上一比划，床单不够长。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吧。”这句话一出来，本来很热闹的宿舍里，一下子静了下来。直接称呼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是不是有些不敬？要知道，在我们国家，对长辈、对领导是不习惯直接称名道姓的。再一想，这是对领袖的问候，没有别的意思，不至于上纲上线吧！于是，我们就把“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用订书机订在了床单上。
条幅制作好了，怎么打出来？我们从几个宿舍找了三根长木杆，其中有拖把，把墩布头卸了，只留下棍子，把横幅绑在了杆子上。外面绕以彩带，顶端缀以纸花，横幅成了一把巨大的花束。
忙完之后，大家立即休息。此时已是凌晨两点，离集合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
10月1日凌晨4时，我穿上了实验室的白大褂，把横幅藏在了里面。我们乘坐大巴来到东皇城根集合，然后步行经过王府井，到达东长安街。这时，我偷偷将横幅交给了高个子同学（记不清是于宏实还是李禹了）。张志是班长排在第一个，杜杰、李禹、于宏实等几个紧随其后，大家用手上的纸花为他们做掩护。
当北大学生方队走到天安门金水桥东华表时，常生、李禹、于宏实等同学一下子打开横幅，队伍欢腾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带队老师喊：“快跑，快跑！”于是，队伍便开始跑起来。
跑过去之后，我的心里咚咚在跳。后来有人说小平同志看到横幅笑了，我没看见。
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本来先拍北大的游行队伍，横幅打开后，镜头转向清华，不过马上又转向北大，这时横幅全面展开，场面一片欢腾。整个过程前后顶多一分钟。
可惜的是队伍过去之后就把横幅给扔掉了，没有保存下来。
游行结束，我们坐上校车回到学校。晚上跳完集体舞后回到北大，我们还在议论这件事。这时，佟丹来到我们宿舍说：队伍游行时她弟弟正在一个路口上观看，听到几个警察在说北大这几个学生也太胆大了，要收拾他们。于是，我和常生、王新力几个连夜躲到在北京的家里或亲戚家了。
过了几天，据说有新华社记者来北大生物系采访我们，老师一时很紧张，后来记者对他们说这是一件好事。那时信息不像现在这么快，后来才得知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我们举着“小平您好”横幅的照片，是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老师拍摄的。至此，我们心里才踏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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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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