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网球”
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网球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由于网球运动在体育项目中的特殊地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少领导关心这个项目并经常参加网球活动，因此网球这个从历史上就属少数上层人士活动健身的洋玩意儿，首当其冲受到批判。
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20周年，也为我国参加第7届亚运会做准备，周总理指示国家体委恢复各项体育活动，首先举办全国5项球类（篮，排，足，乒，羽）运动会。
“当时我们都在山西干校劳动，得到通知后，1972年到1973年，体委的人陆续全调了回来。”从这时起，网球运动开始逐步恢复，“平时队员们都在各自的省队训练，那时叫‘专业队’。临到有大赛，提前一段时间选拔各队的尖子，组成国家队。哪个省的队员入选比率高，她们的教练就是国家队主教练。”“这一代女子网球运动员里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分别是湖北的余丽桥（李婷/孙甜甜的教练），上海的陈娟，北京的王萍、孙京环、李心意，四川的胡娜。”
1974年第7届亚运会，中国网球运动员在单项比赛中没有取得很多名次，不是没有奋力拼搏，而是锦标服从政治。那时，为了表示我国运动员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拒绝同以色列运动员比赛。中国队在单项比赛整个过程中，与以色列运动员相遇4次，都因对手是以色列运动员而弃权。即使如此，最后仍获得3枚银牌。
从1975年开始，网球连续搞了7年冬训。因为北京室内场地太少，冬训场地先后选择了广州沙面、二沙头和昆明，夏训则在秦皇岛。“那时的训练场地都不是太好，主要是室外沙地。用的是木质球拍。全国十几个省市有网球队，但只有北京队有一个穿拍机。其他的队都是手工穿弦，特别羡慕北京队。用的弦，不是正规的‘羊肠弦’，国内没有。有也买不起。用的是尼龙的‘钓鱼弦’。”傅众说，到70年代末，铝合金的球拍才出现。
现任国家女网二队主教练的傅众1973年时是北京男子网球队运动员，后入选国家集训队。傅众能成为网球运动员非常偶然，他是北京人，在先农坛体育馆附近上学，而先农坛体育馆正是北京网球专业队训练所在地，专业队临时组织青少年集训，选拔人才时，“范围很小，就近选拔。选的都是附近学校或者体校里有体育基础的孩子，或者是其他教练认识的爱好体育的孩子，再或者就从省市运动队里从事别的体育项目的孩子里挑”。于是傅众被选入了网球专业队，“队员的家庭都挺一般，不打球就要去插队，所以训练都很努力”。
集训时，日本女排大松博文教练的训练方法使中国的网球教练深受启发，技战术训练使用“多球训练法”从这时开始。当时给队员提供的营养饮料叫“乐口福”，装它的纸箱子成了装网球多球的工具，大家抬着一箱箱的多球到场上训练，开始用手抛（学大松）练习截击球，后来改用拍子送球，队员称之为“乐口福”训练法，每次训练前总爱问教练:“有乐口福吗？”（意思是有多球技术训练吗？）大家为这些新方法提出不少改进意见和建议，增加了训练的难度、强度和密度，结束了我国网球训练中仅用单球对练的历史，并将这一训练方法推广到全国。当时，我国与国外网球界在训练业务上的联系几乎没有，这些方法都是自己创造的。有趣的是在1978年美国网球队来华访问，在上海与我国队员共同观摩训练时，我们使用的多球训练方法与他们使用的方法大同小异，双方都感到惊异。
“1976年后，全国比赛时按发球上网的技术指标高低决定名次，目的是逼迫各地在训练中围绕发球上网这一中心环节突出发球，上网和网前技术的训练。第二年，为简化记分方法，改为男子3拍，女子4拍得分制。例如女子比赛，发球方如在前4拍不能得分，5拍之后得分无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长期以来，我国网球训练以底线稳健型为主的打法占统治地位，表现在比赛中就是双方对拉来回，等待对方失误，缺乏进攻性，一分球可以拉140个来回，到了1975年第3届全运会上，一分球还拉80多板，这种状态难以适应当时以底线进攻和发球上网的国际趋势，使我国网球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这种做法，在当时有力地促进了网前技术的运用，加强了进攻意识，弥补了我国技术上普遍存在的缺点。女子进步尤为显著，几年之间，她们的网前技术即处于亚洲前列。在198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网球技术委员会主席认为:网前型选手陈娟的打法在世界上是先进的。1982年来我国讲学的美国网球专家马吉尔，到秦皇岛参观全国比赛后说:“李心意的高压球和网前技术，我在别的国家还没有看到过。”
1981年，杨明训带队到北美洲访问，其中女队选手有胡娜、李心意。在加拿大多伦多，他请澳大利亚人，精大满贯得主罗德·拉沃尔（在四大满贯赛事中，只要获得一个冠军，就叫大满贯冠军，如果一年内在四大公开赛上都获得冠军，就叫精大满贯冠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共有5人获此殊荣。其中男子2人，女子3人。现在澳大利亚中心网球场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指导中国运动员训练。训练完后，杨明训请拉沃尔对中国选手的水平做个评价，拉沃尔说:“女子强于男子，很快就能在国际上获得成绩。”
杨明训说，这个时期出国比赛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在国内训练，为全运会、亚运会做准备。“就是出国比赛了，去的也主要是朝鲜、罗马尼亚等国家，而且打的还是‘友好比赛’。”
1978年4月，傅众和另外3名男队员4名女队员去澳大利亚学习，同行的有一个教练，一个翻译和一个领队。女队员中就有陈娟、余丽桥、王萍、顾明华。“澳大利亚人教得很认真，几个有名的教练各有侧重，轮流教，晚上还有健身房专门练体能。一个30多岁的澳大利亚外交官全程陪同。无论干什么，都要集体行动。”傅众说，当时每人有30美元的补贴，但没有支配权，而是最后由领队统一买了瑞士手表，一人一块。“那表叫‘山度士’，机械表，比梅花差。我一直留到了现在。”傅众说，直到80年代去南斯拉夫打小型友好比赛，才基本有了自由。“没有人陪同了，比赛后也可以上街逛逛，买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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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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