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独辟蹊径 指出政府与市场主导之外的第三条路

何亮亮：奥斯特罗姆实际上她是一个政治学家，所以她的理论我们普通人看起来，就比经济学家的那些艰深的理论更容易理解。奥斯特罗姆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这个当然是她的光荣。就人来说，我们看她的照片，看电视新闻片上，她就像一个非常和蔼的老奶奶，在73岁的年龄，作为学者来说也算一个高龄的。她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精神也非常的好，能够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就说明她获得了国际上的肯定，但是我想对于这个奖项，对于奥斯特罗姆来说，确实是名至实归，因为她确实应该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金。

奥斯特罗姆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她的研究实际上是跨学域的，既是政治学的领域，又是经济学的领域。她多年来研究的方向，侧重于在公共政策，或者说公地，公共用地方面的这种她的经济的成果，或者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话来说就是这样，一块土地，如果它是公有的，怎么样才能够发挥它最好的效能？因为过去传统的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既然是公地，只有让政府，让公权力来主导，就能够发挥它最好的效益。另一种观点就认为不对，只要是政府有形的手在那里干预，它的效果就不好，一定要无形的手，要让市场来参与这样一块土地的运作，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

但是奥斯特罗姆的观点是超越政府主导，或者是市场主导这两者的，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也可以说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她认为政府未必能够最好的发挥这样一个公地的最大效能，市场也未必能够。最好的效能是在这样一块儿公地里面，公民自治的形式往往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为此她这样一个结论，不是空口的得来的，不是一个象牙塔的结果。她曾经走访了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做了大量田野的实验，有第一手的材料。包括在中国，她曾经多次到中国，做这种研究，她有中国的学生。

按我的理解来看，依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在改革前后发生的公共政策也好，经济现象来说，我觉得用奥斯特罗姆这个理论来分析的话，也会是很有意思的。比方我们说中国农村的用地，它是国有的，农民不具有所有权。如果在这个人民公社时期，也就是一个公权力，因为人民公社本身等于是代表了国家，农民在里面实际上没有任何自治的成份。人民公社在中国经营的情况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人民公社在它的兴起，1959年兴起，实际上到了70年的末期，它就可以说完全解体了。它的全盛时代，全中国的公社化的时期也就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但是正是在六七十年代，正好是中国农业生产停顿的时期。

非常明显的，农村人民公社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农村的公有地没有使它的生产力能够发挥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农民他以自治的形式，无论是在60年代初，因为当时中国产生了大饥荒，中央的政策不能不改变，特别是像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邓子恢这些人，他们是在支持中国的农村可以采用所谓包产到户的办法，这个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一种很有限度的自治，让人民作为主体在公地里面，来实现他们自己耕种的自由，非常见效。

当时，从1960、1961年开始实行这个包产到户，中国的农业生产很快的就恢复起来了，但是那只是作为一个短期的，作为局部的措施，等到全国农业生产走到正规以后，这个制度就被取消了。但是后来我们又看到了，当人民公社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一个公权力的代表，完全剥夺了农民自治权利的时候，所有的公地就了无生机了。这也就是奥斯特罗姆在她的理论当中，想要阐述的一个道理，我觉得她的这个理论，用在中国经济变革过程当中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

何亮亮：后来我们都能熟知的，从1977年开始，从安徽小康农民又开始了，实际上是一种自治，因为公权力并不答应它。但是在公权力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农民在公地，我们说公地是公有的土地上面，他们开始了自治。后来公权力，政府就支持了农民的做法，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理。

当然她这个理论倒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民公社的范畴里面，她也特别研究了内蒙古，以及像外蒙古一些公有的牧地，以及这种无主的，像外蒙古它有一些牧地，本身产权也不明确。但是她发现这些牧民们都能够用自治的方法，当他们在拥有这块牧地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会以最好的方式来维护这块牧地的。所以奥斯特罗姆这套理论，完全不是一套象牙塔的理论，她是根据很多发展中国家这种活生生的这种现实，提取大量的案例里面，总结出她规律性的东西。

因为她是一个政治学家，所以她能够从公共政策，为什么在公有的土地，公共土地上不同运作的形式，无论是市场主导的形式，政府主导的形式，还是公民自治的形式，她通过对比的研究，得出了她的结论，所以是写了好几本书。我相信读这样的书，对于政府的官员肯定有启示的作用，对于所有那些关心世界上，首先是关心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最蓬勃的国家。实际上奥斯特罗姆所有的这些理论，它对我们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公共政策也好，公民自治也好。

从这里其实也想到了，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怎么样的努力。我们看到像奥斯特罗姆这样的很典型美国的大学教授，学校对她没有这种任何数量的压力，完全是根据她学术的成就来评定她职称。她不需要去行贿，她不需要去伪造什么理论，她也不需要她的助手为她来捉刀代笔，来完成一些数量型的论文。她是根据自己的学术良心，同时她也有她创新的这一面，你们都说是市场主导，或者是政府主导，但是她恰恰是在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之外，找到一种新的形式，而且有大量的数据可能来证实她的理论，换句话说，这就是真正学术的研究。

而这样的一种学术研究，无论是她的学术研究的这种风格，还是这种学术研究的中品质，我觉得都是非常足以让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也包括大学的这些教授们是值得借鉴。看一看美国的这些教授，是如何在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而像那种真正的学术研究，它又如何的能够揭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点睛评论就是两个字“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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