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浩：西丰县地方的官员带着两个警察进京抓记者这件事呢，是闹得是非常的热闹，但是呢，我们也关注到记者的合法的权益是如何来保障，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再来听听何亮亮先生是如何来看的。

到目前为止，内地还没有一个《新闻法》，换句话说呢，就是新闻记者或者是新闻的从业人员，他们的本身的一个合法权益，包括人身安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一个保障，应该说是一个遗憾，您觉得是怎么样的？

何亮亮：我想这个确实是跟中国还没有一部《新闻法》是有关系的。

郑  浩：对。

何亮亮：当然我们说有了一个法，不等于说就万事大吉了。

郑  浩：对。

何亮亮：有一个法还是跟没有一个法，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郑  浩：对。

何亮亮：你说有《物权法》跟没有《物权法》，这不一样，有《劳动合同法》和没有《劳动合同法》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以中国现在的这样的情况来说呢，有《新闻法》肯定是比没有这个《新闻法》要好。

《新闻法》的这个起草呢，也是，其实一直有这样的这个草案。

郑  浩：是。

何亮亮：但是呢，一直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我们知道即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这个《新闻法》本身呢，它涉及的比较敏感的这个内容，所以它也不太可能说就一提到这个，一提交给全国人大就马上就会通过。

郑  浩：就能够通过。

何亮亮：对，它可能也要经过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连提交都还没有提交，那么可见前面的这个道路还是相当漫长的。

那么以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的这个国家。正在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其实新闻法是非常必要的。

郑  浩：对。

何亮亮：有了《新闻法》以后呢，我相信这个《新闻法》一方面对，就是大家都有法可依嘛，有了《新闻法》，首先就是新闻界，新闻舆论，你如何是依法来经营，依法来报道，依法来批评，是吧。

郑  浩：对。

何亮亮：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关于这个《新闻法》这块儿，其实最尖锐的还就是批评、监督的这一部分。

郑  浩：对。

何亮亮：因为还是有很强大的这个力量，不希望通过一部《新闻法》。

郑  浩：对。

何亮亮：其实我想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任何一个法律本身，特别像这个《新闻法》，它一定是有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这个建设的。

像现在这个无法可依，我想是跟，现在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一些地方的一些官员，这个没有法治观念，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体制本身也是有些缺陷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动不动就拿记者来开刀，这种情况呢，是经常会发生的，现在发生，我相信以后也会发生，但是如果有《新闻监督法》，应该就会好得多。

因为我们看现在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为什么这次这个事件就是朱文娜受到了这个辽宁西丰县的这个警方的，可以说是威胁吧，是吧。

郑  浩：对。

何亮亮：会引起各地舆论的这个一致的一种非常愤怒的一种反应呢，我想我站在这个媒体工作者的立场，假定我是在内地的一个媒体工作者的话，我会觉得心寒，会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也碰到了这个情况，会怎么办？

郑  浩：对。

何亮亮：所以你看，因为你说地方的媒体，他就更会担心，他说你们中央的媒体，你中央政法委所属的媒体的记者，你尚且会遭到人家一个县的公安局，就可以派人到北京来抓你，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郑  浩：对。

何亮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对不对？

郑  浩：对。

何亮亮：在这样一个没有《新闻法》的这个保护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呢，记者你只要是从事这种批评性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就很容易遭到这样的一种威胁。

郑  浩：对。那么朱文娜遭这个追捕啊，当然是一个非常令人心寒的一件事啊。反过头来我们作为记者，那么我们有没有该检讨的地方？

何亮亮：现在看是这样的，就是朱文娜写的这个报道呢，它涉及到这个西丰县的这个县委书记张志国，涉及到这个姓赵的这个女商人。

那么朱文娜如果你要去，从专业的角度去批评他的话，那就是她这篇报道呢，她没有找到这个当事者的这个双方，她实际上她这个报道呢，我想她写的还是比较客观的，当然她好像更多地还是偏向于那个被判刑的这个。

郑  浩：赵俊萍。

何亮亮：赵俊萍，就是姓赵的这个女商人这一边。她也因此就得罪了这个定西县的这个县委书记。

那么我想是这样的，她既没有采访到这个县委书记张志国，她也没有采访到这个赵俊萍，因为赵俊萍她现在在监狱里啊。

郑  浩：对。

何亮亮：在大牢里蹲着呢，是吧？

郑  浩：对。

何亮亮：那么我想是这样，一方面张志国，就是不愿意呢，还是。

郑  浩：回避。

何亮亮：回避，总之她没有采访到。

郑  浩：对。

何亮亮：那么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她这样做是做的不足的。本来你涉及到这个争议的双方的话，你应该双方都能够找到，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平衡的采访。

当然，张志国这个话是说的是很狠的，他说这不是官商之间的冲突和较量，这是正邪双方，我是正，她当然就是邪。

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你一个县委书记说我是正，对方是邪的话，基本上这个格局就已经定了。

郑  浩：对。

何亮亮：肯定是就是被县委书记说出是邪恶的那个人物，那么就是一个邪恶的一个代表了，而不需要经过法律，也不需要经过这个舆论的这样的一种什么。

但是我想，现在的这个中国社会呢，恰恰跟，比方说跟改革开放以前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法律还没有出来说话，现在看到的是舆论的这个力量，而舆论的力量在中国还是很大的。

即使是在没有《新闻法》的这个情况下，但是我们说就事论事。你就算这个朱文娜的这个报道，她有写的这个不足的地方，但是第一她是不是诽谤呢？

是不是诽谤这个必须要有法律是吧，必须要有这个司法当局他才能够做出一个决定的，你一个县委书记你怎么能说她就是诽谤呢？

郑  浩：对。

何亮亮：你更不能说因为我说你是诽谤，然后我就派两个人到北京来抓你。

郑  浩：对。

何亮亮：当然，它这个事情，它这个所谓“最牛的县委书记”，当然你现在看起来，他可能还不知道吧。

郑  浩：对。

何亮亮：如果知道的话，我想他不至于，不至于低能到这个程度吧。

郑  浩：对。

何亮亮：你向中央纪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叫板，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对吧？

其实你，我刚才都说过了，即使不是中央纪法委，政法委所属的一个媒体，你即使是中央的一个媒体，但是我们知道媒体之间的这个相互守望，这个相互支援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其实我看今天的这个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的一些媒体，一些杂志、一些报纸，他们发表的这个评论，或者是社论，都是非常尖锐的。

郑  浩：对。

何亮亮：是非常尖锐的，我想这里面它反映的不仅是对这个朱文娜，对这个《法人杂志》的一种同情，他们更多的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子。

郑  浩：对。

何亮亮：那这是一个麻雀，从这个麻雀当中，可以折射出当前中国这个媒体的这个生态，就是媒体工作者是在一个比较艰难的这个环境当中，特别你要想做一些这个揭发性的这个报道，一些（边缘性）报道的话，你可能会遭遇到很严重的这个后果。

郑  浩：对。

何亮亮：即使是一个在北京的一个中央媒体的记者，她都可能遭到这个地方当局的追杀。

郑  浩：对。

何亮亮：我们说的不是杀人的杀，就是派人追捕，如果这个追捕成功了呢？

郑  浩：就是。

何亮亮：是不是，现在这个事情虽然是，抓人的事情是没有发生，但是它就已经成为的一个警讯。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防止这个事情，除了这个事情的本身，我相信，因为它现在已经闹大了，对不对？

郑  浩：对。

何亮亮：大家现在都在关心这个事情，所以很可能我想这个包括这个中央政法委，包括这个中宣部，他们我想都要来关心这个事情。

郑  浩：对。

何亮亮：因为这个都跟他们的这个管辖的这个职权有关系嘛，这个事情他必须给中国的这个媒体，给全国的民众一个交代。

郑  浩：对。

何亮亮：那么这个事情本身我想它应该最快，很快就会有一个解决的。这是根据法律的途径，或者是党纪，或者是这个相应的法律，你都可以来找到一个解决。

郑  浩：那么在分析完这个如何来保障记者的合法权益这一方面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就是当时的另外一方，就是这些官员。

那么这些官员，其实我们《刑法》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他们呢，好像是不了解，至少是不了解，那么就派人呢，派警察去进京抓人，那么关于他们的法律的素质如何来提高，我们在下一节再来听听您这个分析。

何亮亮：我想省委书记他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他有这个素质。